1923年，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蒂爾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殘壁斷垣上建立起土耳其共和國，一年后，這位新領袖廢除了哈里發制度，自此，伊斯蘭教遜尼派自1517年后僅存的哈里發制度宣告終結。凱末爾制定了新的世俗化憲法，引入以西方法律為摹本的民法和刑法，關閉了經院和宗教學校，廢除一夫多妻制，推行世俗化婚姻，還舉辦了一場全國性的選美比賽。婦女獲得了投票權、財產所有權、競選公職和在最高法院任法官的權利。凱末爾政府不鼓勵婦女佩戴頭巾。1925年，凱末爾發起了備受爭議的“帽子革命”，禁止男性戴土耳其氈帽和包頭巾，只準他們戴西式帶檐禮帽。拉丁字母取代了奧斯曼帝國時期的阿拉伯字母，土耳其語中也“剔除了”阿拉伯和波斯元素。

（凱末爾領導的土耳其資產階級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土耳其面臨亡國的危機。1919年5月，希臘軍隊占領土耳其天然良港伊茲密爾，土耳其反對外國占領的斗爭在各地展開。愛國軍官凱末爾統一了各地分散的民族主義組織，成立土耳其民族代表委員會。1920年4月在安卡拉召開的大國民會議上，成立了以基馬爾為首的國民政府。1922年，土耳其軍民趕走希臘侵略軍。11月，大國民會議宣布廢除君主(蘇丹)制度。1923年7月，列強承認土耳其獨立。10月，土耳其共和國宣告成立。）

當時，我的祖父母要么就是還沒出生，要么就是少不更事。只有我的外祖父當時已經記事，記得他在凱末爾的生日那天，把自己的氈帽拋向了空中。我父母出生時，土耳其已經是一個世俗化國家了。他們在土耳其最好的醫學院相識，70年代移居美國，成為了研究學者和教授。兩人一直是凱末爾的狂熱支持者。從小到大，他們一直告訴我，如果沒有凱末爾，我的祖母會是“寄生人”，終生依靠男人生活。但她卻得以就讀寄宿學校，寫關于巴爾扎克的論文，并成為了一名教師。我感激凱末爾讓我的父母接受了如此好的教育，沒有被迷信或宗教拖后腿，成為了真正的科學家。他們從我3歲起就開始教我讀書，一直深信我以后能成為作家。

我父親來自離敘利亞邊境不遠的阿達納。他的家庭是什葉派中占少數的阿列維派族人，從記事開始，他每天早上醒來都會聽到他的祖父用阿拉伯語背誦《古蘭經》。我的父親第一次開始懷疑宗教是在12歲，他在阿達納的一家書店里發現了一本《伯格森與孔德：法國哲學研究》（Bergson and Comte: A Study in French Philosophy），里面提到宗教是文明在科學出現之前的原始狀態，所以他青少年時期就成為了一名無神論者。我母親來自凱末爾的故鄉安卡拉。她的父親是一名土木工程師，曾參與了安納托利亞的現代化，他在政治上是一名堅定的世俗主義者，私下里卻是虔誠的穆斯林教徒，但他不支持婦女佩戴頭巾，母親全家也從不戴頭巾。小學時，我的母親讀到了《古蘭經》中對無神論者的看法——上帝會對他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她沮喪得在床上躺了兩天。她的父母告訴她，上帝比她想得要仁慈，不管信仰如何，行善的人都會在審判日上天堂。在我的印象中，母親是不可知論者，我的父親十分確信宇宙不是由什么偉大的力量創造，母親則沒那么堅定。但當她認為人們在祈求上帝來代替自己完成本職工作，比如在巴士上看到“真主阿拉保佑我們”的貼紙時，她會比父親更生氣。

我的父母都告訴我，要成為一個好人，信仰上帝既非必要，也不值得鼓勵。出于完全無私的理由行善，而不是為了死后上天堂，才更加神圣有用。我對宗教的認識是它多余、不科學、落后——反正一點也不酷。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新澤西州長大，周圍的一切都不曾與我的這一認知相抵觸。長久以來，我都覺得一件事酷不酷和它實不實用有永恒的聯系。我以為這就是世界的樣子。但隨后，身份政治出現，有伊斯蘭背景的中右翼政黨正義與發展黨（A.K.P.）在土耳其崛起。自A.K.P.在2003年取得壓倒性勝利后，其充滿魅力的領導人雷杰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an）就一直是一國之首。

忽然之間，世俗主義者成了庸俗的代名詞——他們懷有種族偏見，獨裁，信仰精英主義，對西方奴顏媚骨。《時代周刊》把他們稱作“世俗精英”。2007年，數十萬土耳其世俗主義者發起了對A.K.P.的抗議游行，《時代周刊》評價說，他們抗議是因為“恐懼”那些更為篤信宗教的同胞的生活方式，是在“勢利地”抱怨“信教的土耳其人沒錢沒教養”，說“他們惹人厭的祈禱毯在醫院大廳里會擋路”。如果報道的是美國人那種反對基督教權利的精英主義，很難想象《時代周刊》也會用這樣居高臨下的方式。西方對埃爾多安的評價最終也開始變味，尤其是在2013年加濟公園爆發抗議（譯者注：起因是政府決定拆毀該市加濟公園、興建奧斯曼風格的商業中心和兵營，還有人指建筑公司和政府有私交）后。他被指腐敗，對記者和反對派采取的手段越來越獨裁。但多年來，我在美國認識的那些自由主義朋友，但凡對土耳其有一丁點了解，都是支持埃爾多安的。他們認為土耳其不可能一直壓制和否認其宗教，如今人民終于表達出來了。

對現代土耳其研究做出重要貢獻的人類學家珍妮·懷特（Jenny White）在《穆斯林民族主義和新土耳其》（Muslim Nationalism and the New Turks）一書中，斥凱末爾主義為根植于“土耳其種族殘暴特點”的“軍國主義，敵意，懷疑和威權主義”的文化。穆斯林民族主義則是試圖用“更為靈活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邊境劃分”取代“歷史上爭議不斷的共和國邊境”，并“把穆斯林身份和文化放在比種族更為重要的位置上”。A.K.P.的支持者認為，奧斯曼人——凱末爾主義者心中將土耳其賣給英國人的罪魁禍首——實則是穆斯林多元文化主義的先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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