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讀到米歇爾·維勒貝克的新作《臣服》時，這些想法又涌上心頭。這部諷刺小說的背景設定在2022的法國，伊斯蘭保守派通過民主選舉成為了統治者。《臣服》中的伊斯蘭教充滿了幻想色彩，維勒貝克的設定迎合了眾多如維勒貝克一樣的人，這里有資金雄厚的大學，超乎想象的開胃菜，肆意流淌的法國或黎巴嫩美酒，每個改信伊斯蘭教的知識分子都能娶上好幾個妙齡少女做妻子。不過運動領袖默罕默德·本·阿貝的政治修辭則條理清晰、語意連貫，和現實中埃爾多安的演說有著明顯的相似性。維勒貝克在呈現這些時的坦誠和清晰讓我對A.K.P的邏輯有了前所未有的認識。

國際政策上，本·阿貝試圖把歐洲轉變為一個地中海及北非伊斯蘭聯合國：這計劃類似于來自A.K.P.的現任總理達烏特奧盧(Ahmet Davuto?lu)的“新伊斯蘭主義”。在國內，本·阿貝支持自主創業、家庭貿易和自由市場；他在社會上鼓吹穆斯林教育并鼓勵婦女成為家庭主婦，同時卻一直宣揚民主制度的優越性。我一直不能理解這些目標是如何相互維系，或者說共存的。一個反對婦女解放并且容忍一半人口獲得比另一半更糟教育的人，又怎么會喜歡民主呢？民主憲法又如何能避免世俗性呢？它要如何同易卜拉欣的信仰，同烏爾法那個洞穴中誕生的一切共存？我一直認為埃爾多安在掩飾著什么：他要么是假裝支持民主，要么假裝支持穆斯林家族價值觀念——或者，像我親戚說的，他對兩者都不在乎，只是想用海灣的錢來建造更多的購物大廈而已。

閱讀《臣服》時我發現，伊斯蘭支持自由貿易其實也符合邏輯。如同資本主義一樣，民主也是數字的游戲，而“家庭價值觀”則是大力增加人口的機器。如同維勒貝克的小說人物所說：

“相較于無神論者和不可知論者，信奉三大教派之一而且遵從男權價值觀的夫婦會生育更多的子女。這些家庭中的女性所受教育要更少，而享樂主義和個人主義意識則較薄弱。很大程度上，這種對于神的超然存在的信仰會通過基因代代相傳。反抗意識，也就是子女長大后背棄家族價值觀念的例子少得可以忽略不計。多數情況下，人們將秉承成長環境中的形而上體系。因此，作為‘多元社會’基石的無神論必將毀滅。”

在維勒貝克筆下的2022年，無神論人文主義已經走上絕路，不僅無人信奉，還被斥過時。如當年土耳其的凱末爾革命一般，1968年的歐洲學生運動曾經無比青春洋溢，充滿反文化氣息。但是它即便大獲全勝，還是很快墜入歷史的塵埃中。維勒貝克寫到， “逐漸變為木乃伊的68一代在其他領域已然滅亡，但其余黨仍垂死掙扎在媒體的堡壘中” ，但這些人無力挑釁本·阿貝。這些為數不多又無關緊要的僵尸們，依然天真地認為自己是對抗墮落的守護者。而他們被穆斯林派的“多文化背景”麻痹，無力發起任何抗爭。

維勒貝克小說中的敘事者弗朗索瓦是一位法國文學方面的中年教授，是研究喬里·卡爾· 于斯曼小說的專家。于斯曼1884年的作品《逆天》（Against Nature）被廣泛認定為頹廢派的杰作，講述了一位窮畢生之力追逐美學的貴族，如享用一次全黑的食物，或是帶著一只鑲滿寶石的巨型烏龜四處游蕩。這些事跡似乎窮盡了頹廢小說的想象力，卻沒能為這位主人翁帶來快樂。寫完《逆天》后，于斯曼開始信奉天主教。弗朗索瓦和于斯曼筆下主角的相似性不言而喻。弗朗索瓦也把人生用于追求美：讀書、看電視、連續抽煙、暢飲超市買來的紅酒以及和本科生約會。他同樣發現這些努力徒勞無功而且讓人精疲力盡：文學不再那么令人神往，性生活也逐年變的困難。和于斯曼皈依天主教類似，弗朗索瓦信奉起了伊斯蘭教。

（喬里·卡爾· 于斯曼：十九世紀法國小說家，西方現代主義文學轉型中的重要作家，象征主義的先行者。其作品語言靈活多變，內涵豐富，細節描寫令人嘆為觀止，以物質形象體現精神世界，并帶有反諷色彩。于斯曼精于小說的創新，擅長對頹廢主義和悲觀主義進行深度剖析，因此評論界時常將他與叔本華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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