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打給你，”我告訴朋友。

掛掉電話之后，那幾個女人還是盯著我，我試圖朝她們微笑、揮手，但她們不理我，繼續盯著我。服務員還是沒有給我點單，他站到角落里抬頭看裝在天花板上的電視。最終，我放棄了，回到房間里，邊吃芝麻醬卷，邊讀新石器革命。

烏城主要的宗教旅游景點包括一座古城堡，眾多清真寺，還有一個洞穴，傳言易卜拉欣在該洞穴出生，被鹿哺乳了十年。寧錄（譯者注：Nimrod，古巴比倫王，巴比倫在屬靈的國度的中象征肉體與靈魂的墮落）曾想將易卜拉欣在熊熊烈焰上燒為灰燼，上帝將火焰化為一池碧波，柴火變做游魚，那滿是神圣鯉魚的湖，也是在此。這些景點都靠近一個綠樹成蔭的公園，有泉水，有玫瑰叢，我每天都去那里躲避酷熱。女人在神圣之地必須戴頭巾，所以我在集市上買了一個放在包里，它又薄又軟，嫩綠色，上面有小的藤和葉的圖案。

有一天去完易卜拉欣出生的洞穴，我忘記把頭巾摘下來了，在從公園走回來的路上，我立刻有種別樣的感覺。兩個戴著頭巾的年輕女人手挽著手說笑，與我擦肩而過，當我看她們時，她們立刻回視，直視我的眼睛，微笑著，好像我們都在開一個大玩笑。在那之前，我在烏城從沒遇見過與我眼神交流或是對我微笑的年輕女子。我走著走著，愈發感覺到自由，那是第一次，我可以看任何地方，而不會迎來惡意的眼神。所以我將頭巾繼續戴著，回到城內。

這不是科學研究——我沒有反復驗證，也沒有衡量過，我只是主觀上感覺，戴著頭巾走在路上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體驗。人們會友善許多，我走近時他們不會看別處，我不那么受排擠；男人會避讓，給我更多空間。我進商店時，男人會為我留門，以往他們都是徑直先走進去，門在我面前狠狠地關上，而這一次，有人走到我的前面，為我開門。更不可思議的是，若我在車站，錯過剛剛開走的公交車，車會在馬路中間停下來，車門打開，一個男人伸出手來幫我，叫我“姐妹”。能被歡迎，被接納，有安全感，看著別人微笑時，對方也報以微笑，這樣的感覺太棒了。公交車一個趔趄發動，四周的汽車發出鳴響，我不禁問自己，我還能戴多久？到今天為止？還是永遠？

我在想，為什么自己不早一點戴上頭巾？為什么早沒人告訴我可以這樣做？這一點也不難，也不貴。既然戴上頭巾可以讓生活在這里的所有人感覺好一點，為什么不？為什么要為難自己，為難別人？因為原則？什么原則？男女平等嗎？那我和誰溝通過這一原則？有多成功？他們真的理解我的用意了嗎？還是說他們只是覺得我不贊成他們，認為他們的生活方式落伍？難道這也叫做“溝通”嗎？

我突然想到高跟鞋。穿高跟鞋很痛苦，而且還很昂貴, 至少對我來說，因為穿著它們很難走路，我不得不更多地打車。然而，我在紐約出席工作相關的宴會時，經常會穿高跟鞋，僅僅是因為我覺得這樣能獲得更多尊重。那我又何必拒絕佩戴頭巾呢？頭巾同樣能讓我在社交時更容易被認可，還不會妨礙我站立或走路。

然而，如果停留烏城期間一直佩戴頭巾，我會覺得很不誠實，甚至有羞恥感，覺得自己簡直是在欺騙人們的感情。僅僅是因為我戴上了頭巾，那些對我微笑的女孩就以為我和她們一樣，在公交車上幫助我的那位哥們兒也認定我是他的“姐妹”。

那時，我又有了另一個念頭，有些瘋狂，又如此陌生，以至于我甚至無法向自己清晰地描述出來：萬一我是真心想這么做呢？萬一我佩戴頭巾的舉動不是偽裝而是發自內心？我已經三十四歲了，近來一直對自己的人生走向有些迷茫。一年前，盡管有些不情愿，我還是做了一次墮胎手術，所有的一切給我帶來的痛苦似乎加劇了，哪怕只是一點微小的挫敗或些許不友善的征兆。我從未感到如此孤單，而我突然發現，這一切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自作自受。仿佛多年前我選擇成為一名作家時，我就選擇了這樣的生活，雖然我并沒有察覺到。如今我的眼前閃現出一種我從未想象過的生活方式，它要求你遵循明確的準則，恪守自己的責任，換來的是尊重、榮譽感和安全感。生孩子并非你的選擇而是你的責任。你不必擔心自己社會價值不可避免地取決于性觀念。你確實失去了一些自由。但是自由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成為一個四處游蕩惹惱眾人的記者，人們或是對你充滿狐疑處處刁難，或是為他們的公關策略而利用你，這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作為女性，獨自出門，又是在一個男權文化中，這是非常艱難的。你會開始懷疑到底什么才是才是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我就曾問自己：為什么要一個人旅行？為了文學嗎？那么文學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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