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每一句對凱末爾主義的詆毀對我父母來說都是心頭一刀。我卻拿不準該對此持有怎樣的觀點。不同于我的父母，我是在美國接受的教育。就像大多數美國人一樣，我認為幾乎所有土耳其建筑物的墻上都會掛上凱末爾的畫像這件事是有點奇怪的。我還得知，為了土耳其共和國的長治久安，上百萬人在凱末爾的一聲令下，被迫立刻改變了自己的語言、衣著和生活方式。我還了解到許多被認為對國家有威脅的人——宗教領袖，馬克思主義者，庫爾德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都被驅逐、流放、監禁、折磨甚至殺害。我知道，到了21世紀初，土耳其軍隊仍然無法無天，戴頭巾的女性仍受歧視，不能從事某些工作或在某些大學就讀。

另外，聯系我自己的家庭，懷特對凱末爾主義的一些批評聽起來很耳熟，比如時時刻刻保持戰斗意識和強烈的被害妄想癥。不同于錫安主義（譯者注：錫安主義，也稱“猶太復國主義”，猶太人發起的民族主義政治運動，旨在于以色列地帶重建“猶太家園”），凱末爾主義主要的動力來自于土耳其建國的不易。第一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時，戰勝的協約國幾乎對安納托利亞取得了完全控制，英國和法國取得了部分地區的管轄權，其他地區也被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庫爾德人瓜分。在凱末爾上臺之前，他是軍隊的最高首領，同時也是土耳其獨立戰爭的領袖。從軍事的角度來看，上述所有民族與國家都是反土耳其的，包括在一戰期間支持英國的阿拉伯人。我的父母總是夢想世界能夠擺脫民族主義。我的母親在很小的時候，就每晚向真主阿拉禱告所有國家能聯合在一起，世界上將不再有國家的劃分，也不再有硝煙與戰爭。同時，我還記得從小我就會受到警告——世界上有人是反土耳其的，他們積怨已深，會帶來大麻煩。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埃爾多安的確是在努力瓦解這種敵意的思維，和土耳其的鄰國開啟貿易與外交往來，改變土耳其人對“庫爾德問題”（ 譯者注：庫爾德人要求所在國政府承認其少數民族身份，擴大其民族權利，允許其民族自治或獨立，是中東地區僅次于巴以沖突的第二大民族問題）和亞美尼亞大屠殺（譯者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對其轄境內亞美尼亞人基督徒進行的種族屠殺，受害者數量達到 150 萬之眾）諱莫如深的狀況。在A.K.P.的領導下，土耳其國家電視臺推出了一個庫爾德語頻道。2009年，埃爾多安出現在電視上，用庫爾德語發表祝福。在不久之前，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

2010年，我移居伊斯坦布爾，在那里的大學中任職，并成為了《紐約客》的記者，一做就是3年。我發現，土耳其和美國很相似，都形成了兩極分化的兩方陣營，分別是生活在伊斯坦布爾和安卡拉的西化世俗主義精英——所謂的“白土耳其人”（White Turks），和生活在安納托利亞的虔誠中下層穆斯林教徒——所謂的“黑土耳其人”（Black Turks），雙方之間的溝通越來越困難。我之前從未聽說過這種劃分。“黑土耳其人”處在下風，而“白土耳其人”是蔑視對方的種族主義者。珍妮·懷特寫道：“凱末爾主義者用‘黑土耳其人’一詞來詆毀下層或務農的土耳其人，暗示他們未經開化，男權思想嚴重，尚未現代化，深陷伊斯蘭教的困局，就算升至中產階級，也依舊如此。”埃爾多安驕傲地稱自己就是“黑土耳其人”的一員。

我無法理解黑白土耳其人之間的劃分。我母親一家都是居住在安卡拉、白皮膚的專業人士，曾經擁有司機和園丁，很顯然符合“白土耳其人”的標準。我父親在阿達納的親人教育程度則一般較低，膚色也偏黑。我的祖父經營一家商店，向牧羊人出售紡織染料。我父親還留過一段時間的胡子。但在為高中年鑒寫的文章中，父親為凱末爾說了不少好話。他的姐妹們都支持墮胎，家中所有女性除了做家務的時候，從未戴過頭巾，我也從未聽到他們對已經逝去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時期有絲毫懷念。兩邊的家庭都有人擔心，如果凱末爾的改革失敗，土耳其會成為“第二個伊朗”。所以我父親的家庭算什么——也是“白土耳其人”嗎？

在伊斯坦布爾，我總是小心說話，以免聽起來像是東方學專家（譯者注：研究東亞國家語言、文化、歷史或習俗的西方人）或恐伊斯蘭。一天晚上，我和一名土耳其朋友在我的公寓聊天，擴音器里突然傳來呼喚信徒做祈禱的聲音。我的公寓和城中大多數地方一樣，每天都會聽到幾間清真寺同時開始對教徒播送祈禱詞，一天五次。我很喜歡一邊漫步城中，一邊聽祈禱詞。有些人對此十分擅長。（我的母親經常告訴我，在外祖父還是一個小男孩的時候，他的聲音十分好聽，對祈禱詞也熟識于心，宣禮使生病的時候，他會臨時代替他播送祈禱詞。）但當我關著窗戶，在家工作或與人交談時，擴音器傳來贊頌伊斯蘭的男聲總是讓人有些不快。我坦白地對朋友說：“我知道這么說很可惡，但有時候我真的很生氣。”朋友戲謔道：“不會吧，你是不是恐伊斯蘭？”他建議我把伊瑪目（譯者注：對穆斯林祈禱主持人的尊稱，又稱領拜師）想成“邁克爾·杰克遜那樣的歌手”。

我愛笑，常獨自旅行，又說不好土耳其語，所以常有男人教導我，尤其是出租車司機。有些是世俗論者，那些車里放了一大堆宗教用品的司機根本不和我說話。剩下的多是些性格外向的穆斯林司機，漫不經心地跟我講頭巾的好處，說它“真是個尤物”。他們說，女人遮蓋頭部其實是一種女權象征，因為這表明她渴望尊重，不會因為沒戴頭巾遭到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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