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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百多年前的大戰

1683年9月11日，歷史上著名的“維也納會戰”開始了。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大軍在維也納城門前被歐洲聯軍擊敗；自先知默罕默德以來持續了一千多年的伊斯蘭版圖擴張，從這一天開始終于停住了腳步。那時，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蘇丹是伊斯蘭世界的哈里發，而維也納，則是西方世界，也是基督教世界的首都。

那時，歐洲剛剛完成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偉大轉變，剛要進入啟蒙運動階段；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奠定了基督教國家政教分離的現代基礎，人文精神的出現以及對基督教的全新詮釋，也為歐洲社會注入了無窮的活力，為歐洲的迅速發展和空前繁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接下來的地理大發現和工業革命之后，歐洲和美國社會創造力和生產力空前迸發，摧枯拉朽地沖破各種藩籬，迅猛地成為了迄今為止人類發展歷史上最為發達和繁榮的代表。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在這一戰之后，便陷入了分崩離析的狀態，帝國的最后幾代哈里發不得不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勉強維持著帝國的疆土和統治，一直拖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部隊開進伊斯坦布爾，才正式宣告滅亡。

2001年9月11日，來自原奧斯曼帝國廣袤疆土上的幾個國家的19個青年，經過充分的謀劃和訓練之后，在美國劫持了四架飛機，分別撞進了世貿中心南北雙塔以及五角大樓等地。代表著世界商業力量的兩座直沖云霄的大樓頓時化為烏有，象征著全球軍事霸權的五角大樓也被嚴重損毀；死亡人數接近三千，而人才和經濟損失則難以用數字估量。世界格局從這一天開始改變，國際關系和全球安全被重新定義。

歷史的車輪轉到這里的時候，埃及已經是伊斯蘭世界的領袖，而美國則是西方世界的領袖，通常被視為基督教世界的最高代表。

這19個劫機者的頭領叫穆罕默德·阿塔（Muhammad Atta），是埃及人，他的背后是一個叫“基地”的組織；被稱為基地組織的“真正大腦”，并且現任“基地”組織全球領袖的艾曼·扎瓦西里（Ayman Al-Zaw ahiri）是埃及人；基地組織創立者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精神領袖也是埃及人 – 他就是賽義德·庫特伯（Sayed Qutb），被稱為現代恐怖主義之父的著名埃及學者和伊斯蘭主義思想家。

這也許僅僅只是巧合。

而且，宗教往往是利益爭奪和政治目的的外衣，因此更多的人希望有更合理的現代理論框架來解讀國際社會錯綜復雜的關系，類似的作品也不勝枚舉。

2 現代恐怖主義的傳承

在距離埃及亞歷山大城不遠的一個小鎮上，85歲的馬弗斯·阿薩姆先生（Mahfouz Azzam）坐在他家的寬敞陽臺的椅子上，面對著猶如藍寶石一樣湛藍浩瀚地中海，在海風的吹拂中侃侃而談。從馬弗斯這個位置望出去，地中海的對面正是土耳其，左邊是利比亞和突尼斯，右邊則是阿拉伯半島，身后就是埃及。這正是當年全盛時期奧斯曼帝國的疆土覆蓋范圍。

馬弗斯的家族在埃及以及整個阿拉伯世界都非常顯赫，他的父親拉赫曼·阿薩姆（Abdul-Rahman Azzam）在20世紀初即為阿拉伯世界的團結復興奔走呼號，后來成為阿拉伯聯盟的創建者和首任秘書長。馬弗斯的另一位長輩，叔父瓦哈·阿薩姆（Abdul-Wahab Azzam）是阿拉伯世界的著名翻譯家，歷任埃及駐沙特阿拉伯、也門和巴基斯坦大使，后來還應沙特政府之邀，到該國籌建沙特國王大學（King Saud university），并成為首任校長。

馬弗斯先生本人是埃及的著名知識分子、律師和媒體人，曾經是一份叫《新旗幟》（Al-Lewaa Al-Jadeed）的雜志的主編，整個阿拉伯世界，幾乎沒有他沒打過交道的著名學者和知名人士。但即便如此，當馬弗斯先生談起一個人的時候，神情突然變得激動起來，身體開始抖動，手勢也變得非常有力：“賽義德·庫特伯（Sayed Qutb）和他的弟弟穆罕默德·庫特伯（Muhammad Qutb），這兩個人是全世界最才華橫溢的人物，我將永遠因為自己跟他們的親近關系而感到自豪，我和他們的家人至今還保持非常密切的來往。”

Mafoux Azzam在家中接受訪問，他的侄子艾曼，扎瓦西里是基地組織的現任最高領導者。

馬弗斯自豪地提及和庫特伯不尋常的關系：庫特伯是他小學三年級時的阿拉伯語老師，他們從那時候就非常親近；馬弗斯成為雜志主編之后，庫特伯還經常給他的雜志撰文；庫特伯在美國期間，還時不時給他寫信，描述他所在美國是怎么回事；在庫特伯出版《路標》一書，被納賽爾政府判處死刑時，馬弗斯還成為他的辯護律師，并且被庫特伯授權處理他死后的一些個人遺產；在庫特伯死后，馬弗斯還協助其生平著作的地下出版和發行工作，為庫特伯激進思想的傳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66年8月，庫特伯因為鼓吹極端伊斯蘭主義，煽動推翻世俗政府，被納賽爾政府判處絞刑。二十世紀初中期，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格局始終在伊斯蘭主義和世俗主義之間充滿張力，民族主義的世俗政權始終受到伊斯蘭組織的挑戰和質疑；納賽爾政府處決庫特伯時，納賽爾主義所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義還處于優勢；然而這種情況維持了還不到一年，1967年6月5日開始的“六日戰爭”，以色列大敗埃及、敘利亞、伊拉克和約旦聯軍，使得整個阿拉伯世界的自信心大受打擊，人們開始質疑當權的民族主義政府，并開始思考其他的出路，激進伊斯蘭組織趁機紛紛鼓吹這是沒有追隨真主、沒有遵照伊斯蘭法（Sharīah）的后果。 于是，“庫特伯的書產生了爆炸式的效應，異常熱銷，在整個阿拉伯世界一版再版。”馬弗斯激動地說道，“幾乎所有的出版社都出版他的書，所有的書店書櫥也都看得到他的書。”從此，庫特伯主義開始在阿拉伯世界埋下了他的種子，他在其代表作《路標》中所呼吁建立的伊斯蘭“先鋒隊”，也迅速得到了熱烈的響應，伊斯蘭各國紛紛建立了各種各樣的以庫特伯主義為引導的激進主義武裝組織，其中的最著名代表，則是奧薩馬·本·拉登及其建立的“基地”組織。

已經85歲的馬弗斯老先生可能并沒有意識到，他在聽到賽義德·庫特伯這個名字的時候，身體反應有多么激動，雙眼有多么閃亮，這似乎不像是一個這樣年紀的老人應有的熱情，或者甚至可以說是“狂熱”。我們也因此不難想象，庫特伯的思想對他的影響有多么深遠。從他小學三年級開始，庫特伯就像一個真正的人生導師一樣，指導著他的思想成長和思維方向。而馬弗斯本人，則被他的一個外甥稱為自己的人生啟蒙導師，通過他對庫特伯的崇拜和熱情，這位外甥也從小深受庫特伯激進伊斯蘭主義的影響，居然從中學開始，便開始創建了旨在最終奪取埃及最高政權，建立伊斯蘭統治的組織：伊斯蘭圣戰組織。這位馬弗斯的外甥，名字叫艾曼·扎瓦西里（Ayman Al-Zawahiri）。

艾曼·扎瓦西里在開羅讀大學時，結識了很多庫特伯主義的追隨者，這些人之中，有一位奧馬爾·拉赫曼（Omar Abdel-Rahman）的盲人，還有一位叫阿卜杜拉·阿薩姆的巴勒斯坦人，扎瓦西里曾經和他們在埃及討論庫特伯的思想及其實現理想的途徑。這三個人后來都跟另外一個人—奧薩馬·本·拉登有著特殊的關系：阿卜杜勒·阿薩姆后來成為了本·拉登最核心的導師，并親自把這位門生帶到了阿富汗；盲人奧馬爾響應和支持本·拉登的“圣戰”呼吁，成為第一個公開發出宗教決議（Fatwa），號召全世界的穆斯林應在任何地方殺死美國人的伊斯蘭宗教領袖；而扎瓦西里本人，更是被稱為“基地”組織的“真正大腦”，并在2011年拉登死后，成為了“基地”組織的全球領袖。

扎瓦西里的祖父，阿哈曼迪·扎瓦西里（Al-Ahmady Al-Zawahiri）于1929年成為埃及愛資哈爾大學（Al-Azhar University）的最高教長。這所大學是整個伊斯蘭世界的最古老也是最高等地學府，也是埃及作為整個伊斯蘭世界文化中心的核心資本之一。

“我們的這個家族，一直都以不安分而著稱；即便是作為最高教長的阿哈曼迪·扎瓦西里，在那個年代，也常常向其他穆斯林國家發出召喚，要求他們反對當政者的壓迫，還為他們偷偷運送武器呢。”馬弗斯老先生非常自豪的說道。

阿哈曼迪·扎瓦西里超前的理想并沒有獲得成功。那時候，世界范圍內的各種社會革命理論層出不窮：共產主義已經贏得了蘇維埃政權，并且在中國點燃了星星之火；納粹主義在德國和意大利也開始全面獲勝；民族主義更是幾乎所有新興民族國家政權的就手工具。但是整個伊斯蘭世界還處于相對保守的狀態，雖然創建于1928年的“穆斯林兄弟會”明確要求建立伊斯蘭政權，創立者哈桑·班納的策略還是屬于改良性質的，認為其社會和政治目的主要是自下而上地進行社會伊斯蘭化，通過政治途徑水到渠成地主導國家政權，因此該組織一直在努力提供各種社會服務，希望得到廣泛的民意支持。即便是兄弟會后來有了“自衛武裝”，也秘不外宣，始終以溫和面目示人。

然而，在哈桑·班納遇刺之后才加入“穆斯林兄弟會”的庫特伯，他主張武裝暴力革命的激進伊斯蘭思想，卻成為了阿哈曼迪的孫輩—艾曼·扎瓦西里及其他“先鋒隊”隊員們的精神武器，鼓舞著他們最終改寫了世界政治與安全格局。艾曼后來在自己的一本自傳式的書——《先知旗幟下的騎士》——中寫道：“雖然庫特伯遭到了納賽爾的殘害，但是這并不能阻礙他的思想影響著埃及的年輕人們……這第一道點燃熊熊大火的閃電，照耀著我們用以對抗內外敵人的伊斯蘭革命，日復一日地譜寫著血染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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