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當中世紀遇到現代性

1949年，一位出生于紐約、被師友們稱為天才的青年學者——薩繆爾·亨廷頓來到哈佛大學執教。那時，亨廷頓才23歲，還沒有完成對文明沖突和世界秩序的思考，《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要直到1996年才問世；在這本書里，亨廷頓認為世界范圍的沖突，特別是美國和阿拉伯世界的沖突，主要是文明形態之間的沖突。“文明沖突論”在冷戰結束，特別是9/11事件之后，被廣泛關注、研究和爭論，深刻地影響了世人對全球格局的認識。

幾乎是同一年，一位同樣被他的朋友們譽為天才的埃及學者賽義德?庫特卜，在1948年12月底乘船從亞歷山大港出發，抵達紐約，開始了他的第一次美國考察，這也是他的第一次海外之旅。 到達美國僅僅一年之后，庫特伯在一本美國的學生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世界是個不孝的孩子！》的隨筆，其大致的意思是：埃及是一位女神，而整個世界是個小孩子。其他的民族還住在森林的時候，埃及就已經是文明社會了。 埃及女神在教會了希臘之后，希臘又教會了歐洲。但是，小孩子長大了之后，拋棄了的他的養育者；不但打她，還企圖殺死她。“當我們來到這里（可能指的是聯合國），我們要求英國人歸還我們的權利，世界幫助英國人與正義為敵。當我們來到這里，請求制裁猶太人，世界幫助猶太人與正義為敵 ……多么不孝的世界！ 多么不孝的孩子！”

庫特伯的意思很明白，即文明從埃及到希臘到歐洲，又從歐洲傳到了美國，這是一脈相承的。西方社會不能忘本。

庫特伯也許是有道理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同屬于一神教文明體系，同源同質，因此說是文明的沖突，有點牽強；或許我們可以理解為這是同一個文明（一神教）體系中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差別，這包括了對宗教、社會、政治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不同理解，也包括了出于族群、社區和利益的沖突。

在庫特伯到達美國的那年，距離奧斯曼帝國和神圣羅馬帝國的“維也納會戰”已經266年了。這266年中，歐洲除了會戰之前的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之外，又經歷和啟蒙運動、地理大發現、商業革命、英國光榮革命、法國大革命、工業革命等社會、科技和觀念發展浪潮，甚至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所有的狂風驟雨般的空前變化，已經把整個歐美世界徹底地換了若干遍，社會風氣和人的觀念也已經早已變得面目全非。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的時候，美國正處于戰后發展高峰期，雖然物質生產豐富，而傳統社會價值觀念因為過去的兩次世界大戰，已經越來越受質疑和挑戰，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甚囂塵上。庫特伯雖然接受的是西式的學校教育，但是因為埃及社會整體變化緩慢，及他本人的思維定式緣故，其宗教、政治、社會和人際關系方面的思想，總體而言還是非常保守、甚至是古舊的，他在這樣的時間點進入美國，所受到的沖擊，確實是難以想象的。

在庫特伯腦海里的風暴，與其說這是伊斯蘭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間的文明沖突或者文化震撼，還不如說這是還未成熟穩定的現代社會風氣與傳統保守而穩定的社會觀念之間的沖突。換言之，這是中世紀心態與現代觀念之間的沖突。

獲得了1988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埃及文學家納吉布·馬哈福茲（Naguib Mahfouz），和賽義德·庫特伯有著非常密切的交往，他們是同一個埃及文學圈子里的熟人，常常在一起討論各種各樣的文學、社會等問題。庫特伯對比自己小5歲的納吉布非常欣賞，認定了他日后必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然而納吉布對庫特伯卻頗有微詞，和馬弗斯·阿薩姆的高度贊揚截然相反。

納吉布在他的一部半自傳體小說《鏡像》中，描繪了一個叫瓦哈卜·伊斯米爾的角色，一般認為其原型就是賽義德·庫特伯：禮貌而健談，自信而穩健，絕口不談宗教話題，飲食穿著看起來都非常西化，還很喜歡去電影院。然而，這只是表面化的對現代性的擁護而已，在這外表的底下，卻是一個典型的埃及中產階級的紈绔子弟。

正因如此，庫特伯在到達了美國之后，發現這個真正的西方現代社會并不是自己所想象的那樣。而在埃及時已經是社會精英群體一份子的庫特伯，面對西方文明和整個現代話語、思潮和觀念時，才突然發現自己是其實完全不在對話的位子上，自己一下子顯得那么的渺小——他骨子里的，其實還是中世紀的伊斯蘭觀念。因此有人認為，恐怖主義之父的真正原型，其實來自于一個不知道如何擁抱現代世界的人的窘迫。他切中了整個伊斯蘭世界的受挫感，然后用仇恨的方式指出了一條道路。

庫特伯這樣描述他所居住的美國小鎮格里利（Greely）的一個教堂里的典型的“墮落”場景：所有的男青年都拉著女青年們的手，他們才剛剛唱完圣頌啊！紅色和藍色的燈光，夾著幾盞白燈，照著舞臺。在這個空間里，腿和腳混在一起，手和臀搭在一起，唇與唇黏在一起，胸脯與胸脯貼在一起。

庫特伯對格里利小鎮的很多墮落風氣的描述，讓今天的很多美國人看起來啞然失笑。他們很多人都還依然認為那是很正常的社會交往，早已見慣不怪。

要是庫特伯在六十年代末到了美國，親歷嬉皮士運動，估計他更是要暈厥了。然而他沒有等到那天，四五十年代美國風氣已經足以讓他判斷這是個墮落腐朽到極點的原始國家，并據此寫出了奠定他學術聲譽的《論伊斯蘭的正義》，以及后來被認為是現代恐怖主義宣言的《路標》。1966年，庫特伯因此《路標》的出版而被判絞刑，1967年，美國嬉皮士運動正式開始。

在經歷了嬉皮士的瘋狂之后，美國人漸漸清醒成熟起來，社會風氣開始趨向穩定理智，有時候甚至有趨于保守的傾向。但是這些社會成長的過程，庫特伯都已經看不到了；他的追隨者所理解的美國，也永遠定格在了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那個被庫特伯妖魔化了的形象。

4 從狂熱分子到恐怖分子

從社會、經濟和政治等層面對恐怖主義根源的分析已經浩如煙海了。世界各國的政客們，包括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內—出于政治正確的考慮，都聲稱貧窮是恐怖主義的溫床。然而，我們在采訪中所接觸到的幾乎所有的“武裝分子或者”“恐怖分子”都來自社會的中上階層。一個連溫飽問題都沒有解決的人，不太可能去考慮什么伊斯蘭的敵人。2011年7月份的美國《外交事務》雜志也有專文質疑這一觀點，認為貧窮不可能是恐怖主義的根源。

埃及著名的艾因·夏姆斯大學（Ain Shams University）奧卡薩心理學院院長穆罕默德·霍尼姆先生對于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的心理分析有著相當豐富的經驗。在采訪他的時候，我們提出疑問：為什么大多數的恐怖分子實際上沒有經歷過任何的經濟困難，而且大多都受過高等教育？霍尼姆院長認為，不能認為一個人的挫敗感僅僅來自于經濟層面。一個有政治野心的人，在埃及的獨裁體制下，是肯定會感到絕望的；一個有宗教愿景的人，在埃及的專制體制下，也一定會感到絕望的。 一般人會通過社會活動從下而上地達成理想和愿景；極端分子則認為，只有在獨裁者被殺掉之后，他們的政治和宗教自由才是可能的，因為他們的目標是從上而下地推行宗教政策。

因此，恐怖主義分子的人格和心理根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著力點。

在他的半自傳體小說《鏡像》中，納吉布先生甚至表示庫特伯常常讓自己感到困擾和不祥：我從來就不喜歡他的那張臉，或者那雙鼓脹而嚴厲的雙眼……我厭惡他那投機的一面，對他的誠實一直很懷疑。盡管我們友情猶在，心里對他的厭惡卻揮之不去。

在眾多追隨者的贊譽聲中，賽義德·庫特伯已經成為了類似于切·格瓦納一樣的英雄人物，因此納吉布的細微觀察是尤其可貴。確實，庫特伯是復雜的。他10歲時就能背誦整本《古蘭經》，但是中學上的是一個西式的學校；在他的出生地—上埃及的鄉村非常貧苦，但是成年之后，被認為是個典型的埃及中產階級紈绔弟子；他愛好西方的飲食衣著，甚至是電影，但是對于男女關系態度極端保守，也因此對西方社會的很多社會形態—特別是男女關系持有極為負面的態度。我們至今都沒有看到任何關于庫特伯與女性進行正常的男女交往的記錄，他很早就選擇了獨身，并把性愛視為獲得救贖的大敵。

來自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被尊為當代最偉大的心理學家之一的諾曼?鐸治教授（Prof. Norman Doidge）認為，在性愛方面的虛偽是宗教狂熱分子的共同點。鐸治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恐怖分子的最后誘惑》（The terrorists and their last-night temptresses）中寫道：歷史上所有狂熱分子都有一個非常顯著的對待性愛的虛偽態度。大多數的狂熱組織都對性的純潔性有一種過度的沉迷，以及對其異常的克制。他們大多會把世界劃分為圣潔的和污濁的，圣神的和褻瀆的，潔凈的和不凈的，虔敬的男性苦修者和魅惑的女性誘惑者等等。可以說，庫特伯對正常男女關系的排斥甚至敵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對美國和現代社會的理解；穆罕默德·阿塔在他的遺言中寫道，在他的葬禮中，清洗他的遺體的人必須戴上手套，以免他的生殖器受到碰觸。他甚至聲明女性不能參加他的葬禮。

鐸治教授還描述狂熱分子的幾個癥狀：對異見的不寬容，相互沖突的教義，認為個人的歷程是受到神的祝福甚至是受到神的直接控制的，使用不斷強化手段去重復發布同樣地信息（來進行洗腦）。以此標準來通讀并且檢驗這位被稱為現代恐怖主義之父的著作，特別是他的恐怖主義宣言《路標》，可以發現非常吻合。

埃及最有名的心理學專家奧卡薩教授（Prof. Ahmed Okasa）認為，狂熱分子自己并不覺得自己有任何問題。他們認為自己只是在追求真理的路上奮斗，甚至為之犧牲。他們聽到恐怖分子這個詞的時候，也不會對號入座。世界上有很多人是天生的狂熱分子，他們看待世界和人生的角度也將和我們不一樣。因此無論什么宗教和理論到了他們那里，都會染上狂熱的色彩。“我們治療過很多宗教狂熱分子，這些人好了之后去信仰共產主義，居然很快又成了共產主義的狂熱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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