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與歐洲的危機
按：作者維克托·奧爾班（Viktor Orban），匈牙利現任總理。本文譯自《國家評論》，英文標題“Hungary and the Crisis of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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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的編年史上，2015年將會被視為一個歷史節點。我們一向認為歐洲的安全是理所當然的，現在這一切都宣告終結，而且我確信這完全是歐洲人咎由自取。一年半之前，我率先警告大規模移民潮會帶來危險。當下，大規模移民已成為既成事實，頭腦清醒的人都不會否認這點。
為什么是我們匈牙利人——或者說中、東歐人——首先意識到這種威脅？有幾個原因或許可以解釋。這可能與我們動蕩不安的經歷有關，自1990年民主轉型之后，匈牙利人飽受騷亂、動蕩之苦；我們的西歐伙伴近五、六十年經歷則大為不同。對他們來說，成功、繁榮、可預期的未來，改善境遇都是稀松平常之事；而且，在我們眼中，一個國界日漸模糊、文化不分彼此、男女界限泯滅，神圣與褻瀆無異，自由與責任混淆，高尚意圖等同真實行為的世界，不啻于一個意識形態、錯覺和現實相混雜的幻境。
危險已經降臨
現在的西歐人越來越分不清“實然”和“應然”。相反，我們（中、東歐人）一直用冷峻的常識看待現實。我們深知，現實并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
這迫使我們得出如下結論，（歐洲）21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歷史將由大規模移民來定義。不久之前，我們還認為這種事只會發生在過去或者是歷史書中的舊聞。我們不是即將面臨大規模移民——其人數已經超過某些歐洲國家的總人口——的危險，而是危險已然降臨。
一些歐洲國家已經出現平行社會，我們所熟悉的以及我們希望留給后代的歐洲正在被置換。不是所有的新移民都愿意接受我們的生活方式。許多人認為自己的習俗和世界觀更有價值、更強大、更有生命力。多年來，我們試著讓移民填充勞動力——西歐人不愿從事的制造業崗位——現在發現收效甚微，非歐洲裔居民的失業率比本地人高數倍。在大多數情況下，歐洲國家未能同化數十年來逐漸涌入的亞、非裔移民。現在，我們又怎能指望歐洲國家迅速同化這些新移民，尤其是一次性涌入如此之多？
無可否認，歐洲正在經歷人口的老齡化和萎縮。但是如果希望依靠新來的穆斯林移民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將會葬送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安全以及我們自身。除非我們懸崖勒馬，否則，一個年老的歐洲和一個年輕的穆斯林世界——一個無法為年輕人提供就業的歐洲和訓練不足的穆斯林貧民——之間的緊張局勢，將會在歐洲的中心地帶失控。
普通歐洲人心里很明白。去年，匈牙利政府委托組織了一次覆蓋歐盟28個成員國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60％的歐洲人堅信，逐步增加的恐怖主義、高犯罪率和移民之間有著直接關系。同樣是這份調查，63%的歐洲人相信，移民正在改造東道國的文化。非法移民意味著一種威脅，助長了恐怖主義和犯罪。它重塑了歐洲的文化面貌，正在大幅度抹掉（歐洲的）民族文化。
但是瞥一眼歐盟就相關主題發布的公文，我們會發現，盡管歐盟敦促采取措施應對非法移民問題，但是對想要達成的目標一無所知。
目標到底是叫停非法移民（這是我的看法）？還是按照歐洲委員會的主張，僅僅是放慢移民的進度？依我之見，最好是叫停，因為它本身是件壞事。如果歐盟只打算放慢進度，他們不可能將非法移民本身看作壞事。歐洲委員會似乎支持這種看法，移民只是目前采取的形式有害，不過它可能會帶來一些益處。
而且事實上，歐盟屢次發文，建議接收高比例的移民，以解決歐洲的人口問題。目前匈牙利正在評估歐洲委員會2016年5月、7月發布的一攬子解決方案——包含七個部分。這些建議未能對那些真正的尋求庇護者和出于經濟動機的移民做出明確區分。公文承諾向真正的避難者提供庇護，匈牙利對此表示尊重。但是，我們堅持認為成員國有權決定是否以接納移民的方式解決國內人口問題或勞動力短缺問題。
那么，匈牙利建議采取何種措施應對這場危機？我們的指導原則應該是什么？
保護我們的文化——既是號召，也是權利
保護外部邊界，我們責無旁貸。申根區——成立于1985年，事實上1995年才真正運作——內所有成員國都需履行一項義務，即撤銷區域內大部分的邊境檢查點。如果某個國家無力履行這一義務，它必須讓渡給其他國家（解決）。如果某個國家拒絕履行這項義務——可能視其為主權問題——其申根區成員國身份將被中止。
其次，我們必須行動起來，確保將所有的非法移民迅速遣返回原籍國，如果其原籍國不安全，則將其遣返至某個安全的中轉國。我們的發展或簽證政策不應該擴展至那些不遵守相關法律——這些法律對保護匈牙利公民至關重要——的國家。換言之，歐洲對其他國家的發展和簽證政策不應該是無條件的，必須附加條件。
除非能確切知道誰（出于何種原因）想進入我國，否則我們無法保護本國公民。我們有權選擇那些我們希望與之共處的移民，有權拒絕不想與之共處的移民。這一權衡原則和保護難民的普遍原則并不沖突。我們接受保護難民的原則，但是，話必須說清楚，首先，我們不想讓恐怖分子生活在我們當中；其次，關于人口危機，我們有權選擇適當的解決方式。最后，盡管合法移民政策受（歐盟）某些共同規則的管制，但這個問題本質上應該交由各國自由裁量，畢竟成員國的情況各不相同。以匈牙利為例，我們努力把數以萬計的羅姆公民整合進勞動力市場。至少13個少數族裔已經在匈牙利國民議會中有了議會代表。布達佩斯的天主教堂與醒目的猶太會堂比鄰而居。匈牙利人正是在這種文化環境中成長，他們有權塑造他們自己的社會，而不必聽從一個遙遠的、匿名的機構下達的指示。
對我們而言，大規模移民帶來的挑戰，要求我們保護自己的文化，因為我們是小國（按照美國的標準），而且這也是我們的傳統所要求的。匈牙利的文化同質性——我說的是文化同質性而非種族同質性——對我們的未來大有裨益。
在歐盟諸成員國中，匈牙利可能算不上大國，但由于地緣位置，匈牙利不止一次充當了歷史性巨變的通道。1989年，德國和匈牙利一起創造了歐洲歷史，當時，我們向東德避難者（從共產主義德國繞道奧地利而來）開放西部邊境。2015年，德國和匈牙利再次成為歐洲的焦點。2015年夏，抵達匈牙利—塞爾維亞邊境的移民每天達上萬人之多。他們無視歐洲法律——該法律要求移民在其抵達的第一個國家申請庇護，但是他們進入之后不做申請，徑直穿過其他申根區成員國。出于保護歐盟外部邊界的責任，我們別無選擇只好建起圍墻。
為什么加強邊防是必要的、人道的？
2015年初秋，我們沿申根區外部邊境修建了圍墻。這是為了保護歐洲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共同內部市場的遷徙自由。保護邊界可不是討巧的事。它和美學無關；你也無法靠鮮花和泰迪熊保護邊界。對德國和其他申根區中部國家而言，外部邊境離他們有數百公里之遙。這些申根區中部國家依賴外圍的成員國保衛邊境。正是靠這種方式，我們匈牙利人保衛了歐洲人所珍視的生活方式、經濟模式以及安全。
讓我再補充一點，或許會讓你吃一驚：在歐盟的疆土上，匈牙利所防守的圍墻長度位居第五。
現在，在保衛外部邊界上，我們已達成共識，而且在相關議題上，我們的分歧也基本彌合。其中一個議題便是，我們需要解決大規模移民的根源問題。我們一致認為，向避難者就近提供援助可能是最好的方式。我們與移民原籍國和中轉國的合作關系已取得重大進展。再者，我們力所能及地增加了人道主義援助和財政援助。在此過程中，匈牙利沒有辜負任何人。
很不幸，人口的大規模遷移決非是一個和平過程。當大量的移民尋求新家園時，沖突會隨之而來，因為其他人早已定居在這批移民渴望定居的地方。那些先來的定居者會捍衛他們的家園、他們的文化乃至生活方式。現在，抑制大規模移民并非不可能。歐洲作為一個共同體，有5億人之眾，財力充沛、技術先進，完全有能力自衛。同時，我們還對個體移民和（大規模）遷移現象做了明確區分。
個體移民——除恐怖分子外——似乎是一個受母國弊政迫害的人。然而，歐盟目前的政策像是在慫恿大規模移民和“蛇頭”，而大規模移民會把我們歐洲拖垮。
這就是我們為什么有義務——盡管我們對作為受害者的移民不乏同情——將其阻擋在邊境之外，此外，我們還應明確聲明，非法入境者將被監禁或是驅逐出境。總之，建立圍墻保衛邊界，阻止非法移民進入，大有必要。在涉及到我們的自身安全時，婦人之仁并不足取。當然，我們必須在法律范圍內人道地采取行動，在推崇透明度的同時，我們的決心不容置疑。
歸根到底，錯不在移民。他們完全按自己的利益行事。問題出在我們歐洲人沒有按我們的利益行事。布魯塞爾的機構相信，憑借單一的手段就能克服難民危機：即在各成員國強制攤派移民配額。匈牙利堅決抵制這種方案。
匈牙利的方案則立足于移民的現實：首先，我們認為在徹底控制邊境之前，任何分配移民的方案只會向外界傳遞一種危險信號，即鼓勵和邀請移民前往歐洲。而且，歐洲仍然缺少管理大規模移民的前后一貫的法規。其次，只要蛇頭或移民仍然可以自由地挑選最終目的國，那么強制攤派移民配額就不可行。第三，歐盟的方案只會觸發下一輪的大規模經濟移民潮。我們需要指出，更高的生活水準不能被視為一項基本權利，盡管我們有心如此。
今天發生在歐盟的一切，實在是荒唐至極——找不到更好的字眼了。猶如一艘船正在迎頭相撞，船長卻忙著指派無煙救生艇，而非避開障礙物；或者就像是在辯論，應該讓每間船艙里漏進多少水，而非堵住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