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基辛格用雙手將封閉中國的大門推開一條縫，然后鉆了進來。四十年過去，基辛格依然是中國的座上賓。
他已經來中國接近80次，不過這其中相當部分是私人訪問，而且大多都帶有商業性質。惠普、亨氏、摩根大通、AIG……這些世界500強公司，都享受過由美國前國務卿擔任中國區“超級公關經理”的感覺。
一個掛滿政要簽名的公司
1977年，基辛格辭去公職，很快被投行聘為高級咨詢顧問。甚至還一度被招至美國著名戰略研究機構蘭德(Rand)公司旗下。然而他發現，這些角色不怎么適合他。1982年，基辛格決定自己做老板，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咨詢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 Inc．(以下簡稱KAI)。
KAI的核心業務是，以不菲的價格向美國一些大公司提供海外拓展的政策咨詢，以及國際公關工作。
單是基辛格的名字，對于自由港(Freeport McMoRan Copper&Gold Inc.專營采礦和油氣勘探)這種在許多國家名不見經傳的公司，就意味著信用度的大幅度提升。
美國《時代》周刊原總編輯沃爾特·艾薩克森在他傳記作品《基辛格：大國博弈的背后》中提及，除了基辛格本人之外，KAI還網羅了大批英美政界要員及跨國公司企業家擔任董事。
基辛格的KAI公司一開業，仰慕者就紛至沓來。但他把一年的客戶限定在20家左右，并明確設定為商業行為，以避免政治風險。他還要求其所接受的任何項目，在給客戶帶來利潤的同時，必須符合被投資國的利益——基辛格喜歡充當得到雙方信任的中間人，而不僅僅是客戶利益的代理人。
上述傳記中說，公司所收的費用也很可觀：對一個企業或個人連續一年內提供咨詢的收費，在15萬至20萬美元之間，如果是項目式操作，則每月單獨收取10萬美元。
創業之初，基辛格向高盛公司和其他三家銀行借了35萬美元，貸款期限為五年，但不到第二年年末，他就全部還清了。到1987年，KAI的年利潤已經達到500萬美元，20世紀90年代初又翻了兩倍——這時他的年收入已經超過800萬美元，達到同期投資銀行家的水平。
盡管收益不菲，但基辛格卻讓KAI刻意低調，在電話簿上找不到這家公司，甚至連門上也沒有名字。整個公司看起來就像一個中等保險公司代理處，只有辦公室墻上掛滿的帶簽名的國家領導人照片，可以看出一些來路。
幫助國際公司接洽中國
作為溝通中美兩國關系的先驅者，基辛格是受到中國四代領導人親切接見的外國政要，這使得他的名字在中美兩國政治關系中具有符號性意義。當基辛格被中國各界視為“老朋友”時，在商業領域發揮自己獨特的影響力，就成了他辭去公職之后在中國開展活動的最佳選擇。
作為中國最早的合資企業之一，惠普來到中國，就是基辛格推動的結果。基辛格認為，將技術產品出售到中國，最重要的是將技術帶給中國的技術人員，這樣才能建立起良好的關系，立足中國市場。
依靠這種模式建立的還有亨氏聯合有限公司。這種介紹模式開始奏效之后，逐步成為了基辛格的KAI公司的主營業務——幫助某公司在某國獲得做生意的許可權。
跨國公司的“國務卿”
基辛格傳記中說，在基辛格和中國政府的良好信任關系基礎上，他可以把美國客戶帶到中國來，和相關高級官員商談。1987年底，他就帶西部信托投資公司的董事長羅伯特·戴伊來過一回中國，1988年初，則是安排大通銀行的前任董事長大衛·洛克菲勒與鄧小平見面。
1989年11月，基辛格第15次訪華，同行的還有美國國際集團(AIG)前總裁莫里斯·格林伯格，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并宴請了他們。后來基辛格一行還得到了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及其他國家領導人的接見。
在美國駐華使館為基辛格舉辦的招待會上，北京政治、文化、經濟的精英云集，盛況空前——不管中美關系遇到什么情況，基辛格在中國的影響似乎毫發未損。
當時AIG正在上海建造主辦公樓，盡管基辛格在這個事情上并沒有出手相助，但他的出現也為AIG和上海官員打交道幫了大忙。
除了AIG，基辛格還站在另一個財團的身后，他的另一個公開身份是摩根大通集團國際委員會成員。
2003年11月，基辛格應中國人民外交學會邀請，第39次來到中國。作為摩根大通集團的顧問，基辛格還帶來了摩根大通集團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威廉·哈里森及該集團亞太區高管團隊。
哈里森說，“基辛格博士是我個人的老朋友，他向我們介紹了他在中國的很多老朋友，對摩根大通來說，這種友誼非常重要。”
《中國企業家》雜志報道說，在采訪現場，基辛格對一位財經媒體記者的提問表示了“不屑”。他說，“無論我帶不帶特殊的好朋友，我來中國談的都是高層面、宏觀的國際形勢和中美關系。我們從來不去討論像今天會上比較具體、技術化層面的問題。”
并非萬能的基辛格
具體的財務和投資問題，并不是基辛格的強項。在上世紀90年代初，他就證明了自己在這方面嘗試的失敗。
1988年12月，KAI公司蒸蒸日上的生意觸發了基辛格更大的野心，他成立了一個叫中國投資的有限投資合伙公司，試圖幫助美國頂級公司投資中國的新企業及合資企業。
在這個公司，基辛格既是董事長，又是首席執行官，還是普通合伙人。這樣，他每年到手的管理費超過100萬美元，而且公司利潤的8%付給投資人之后，剩下利潤中他還能撈20%。
通過基辛格在中國投資的公司名單，一直沒有被披露過，但沃爾特·艾薩克森在他的傳記作品中寫道，絕大多數還是基辛格的客戶，大的投資方有：美國運通、自由港公司、AIG、西部信托投資公司、亨氏食品及可口可樂公司。這些公司的董事長都是集團投資委員會委員。
艾薩克森還寫道，基辛格從這些公司拉來了750萬美元的投資，正準備在中國大賺一筆的時候，情況發生了變化——半年后，也就是1989年下半年中國和西方關系緊張。受制于來自歐美各國都在喊著要對中國進行制裁的聲音的影響，基辛格只好暫停一切投資項目，結果一分錢也沒投出去。到1990年底公司解散，所有的錢又都悉數回到了投資者的口袋。
也就是說，基辛格本人，僅僅賺到兩年基金管理費。
所以基辛格應該認識到，自己最獨特的資源，還是多年來在中美政商界形成的聯系網絡。在這個網絡基礎之上，他也能幫助正在壯大并試圖拓展海外市場的中國公司。招商銀行和美國運通的合作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自認不靠名氣吃飯
在中國，他偶爾也會參與到一些危機公關的處置當中。因為似乎只有他才夠得上與雙方都和氣對話的分量，大家認他的臉面。
基辛格的一些競爭對手，認為他靠關系混飯吃，他不以為然——基辛格最喜歡舉的例子是，他曾經拒絕過一筆100萬美元的買賣，對方的要求就是請他安排一次公司首席執行官與某國財政部長的會見。這種事他一個電話就搞定了，但他拒絕了。至于說他靠名氣吃飯，基辛格更嗤之以鼻。
作為一名猶太人，基辛格把握了屬于自己的商機，在滿足興趣的同時，將特長兌換成美元。但由于很少有政客像基辛格這樣將從政資源最大化地轉變為商業利益，因此他的公司也引發了一些爭議。
2002年，小布什任命基辛格為“9·11”調查委員會主席，令他再次成為民眾關注的焦點。由于基辛格經營的KAI公司在政界、商界擁有眾多的客戶，國會要求基辛格公布客戶名單以免發生利益沖突。但是基辛格不肯，因此在接受任命17天之后宣布辭職。
基辛格傳記的作者沃爾特·艾薩克森認為，基辛格作為咨詢顧問沒有做違法之事，實際上他的活動比那些在華盛頓看做稀松平常的事情還要干凈得多，只不過，他既想當媒體評論員，又想做政府的非正式智囊，還想做商業咨詢顧問，把這些攪合在一起，難免就會給外界留下議論的話柄。
無從知曉基辛格的KAI公司現在一年能賺多少錢。但對于一個89歲、曾兩度接受心臟手術、一只眼睛失明、使用兩個助聽器的老人來說，如何保持健康以及安排KAI公司的未來，是一個不得不盡快解決的問題。
（本文來自《壹讀》2012年9月3日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