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本文以史鑒今，由對日本海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成敗入手，分析了當今美國所面臨的安全挑戰，認為技術變革、“第四次工業革命”、技術的擴散和聚合、網絡、信息以及準軍事行動正改變著當前安全威脅的形態。作者認為，相對于的針對戰爭進行常規性軍事準備，美國更為緊迫的任務是以全新思維為信息化時代的全方位戰役而準備。文章編譯如下：

1941年12月7日清晨，日本帝國海軍第一機動艦隊以6艘航空母艦突然襲擊了珍珠港，那時的日本軍隊顯然是為了這一場戰役進行了精心準備。當時，日本海軍是世界上唯一能夠同時以6艘航母作戰的軍隊。其航母艦載機聯隊擁有當時世界上性能最強的零式戰斗機，還擁有經過嚴格訓練并在數年中日戰爭中進一步強化成長的飛行員。針對打擊珍珠港作戰開發的戰術可以說是打破了常規理念，如以往所認為的“魚雷無法在淺水環境中發射”等。而且，總體上可以說，日本海軍艦隊是成熟的作戰概念和戰術、技術發展、裝備采購以及殘酷的現實訓練的長期性、系統性整合的產物。他們的發展歷程，值得我們研究。

日本海軍作戰條令來源于殘酷的作戰經歷。帝國海軍的第一項戰役指導條令發布于1902年，是以中日戰爭的經驗教訓為基礎的。經過日俄戰爭之后，該條令數次修改，最后日本海軍將重心明確于以潛艇、各種輕型兵力以及后來的航空兵的支持，與美國海軍作戰艦隊進行一場決定性的交鋒。

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日本海軍精心定制了“攔截和消耗”戰略，用以對抗美國海軍的攻擊，并系統性地加以實施。此戰略的成果包括：遠程水面進攻能力的發展；魚雷中隊夜戰能力的完善；重型巡洋艦優化設計和建造的達成；“勝過”敵人戰術的發明；20世紀30年代快速戰列艦夜戰部隊的發展；海軍航空兵力的鍛造；作戰能力最強的戰列艦的建造。

日本海軍的戰術和作戰隊形也經過了精煉以支持作戰概念。他們在現實斗爭中進行訓練，承受了其他海軍盡量避免的風險。

初期的作戰成果似乎證實了日本帝國海軍各項舉措的正確性。二戰頭兩年時間里，日本和美國及盟友海軍部隊共交戰21次，日本取得了10勝6平的優勢戰果。但是，僅僅過了兩年時間，帝國海軍就退出了高效作戰部隊的行列。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雖然部分上是由于日本的工業基礎確實無法支撐他們與美國之間的全面戰爭，但其實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戰前的帝國海軍并沒有極注重后勤、情報和反潛戰（ASW），而且人員更新換代的渠道也是不恰當的。另外，日本的技術基礎并沒有開發出革命性的實力，如雷達、變時引信和先進反潛戰武器等。海軍同陸軍之間的爭斗從戰略層面上對整個國家造成了傷害，使作戰效能受到沖擊。海軍航空兵始終被置于輔助性地位之上。整個海軍的心態一直停留在實施決定性水面作戰上，那些對正統教義形成挑戰的創新性思維并不受歡迎。當決定性水面戰役沒有成為現實之時，日本海軍無法轉換到其他途徑。

更重要的是，在戰略層面上，日本特別是帝國海軍的主要計劃目標是局部性有限戰爭，而不是實際上所參與的廣泛的無限制作戰。正如我們經常所說的，我們可以從低能的戰術甚至是作戰概念中恢復，但很少能從低劣的戰略中恢復。總之，1941年的日本帝國海軍準備參與的是他們所期望的一次戰役，而不是隨之而來的一場戰爭。

一、當前的條件

這種擔憂是否也是當今的美國所應當考慮的？美國和聯合部隊（特別是地面部隊）擁有著超過10年的作戰經驗。部隊裝備了性能良好的各種系統，而且聯合作戰被反復強調；各種投資的目標也是為了重建戰備能力、解決短板問題、鼓勵新鮮觀點。在經歷了“9.11”恐怖襲擊之后，美國做了很多工作，一直在為復雜、動蕩、迅速變化的未來而作準備。但是這些是否已經足夠了呢？

2016年未，當時的美國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Ashton Carter）概括提出了一項旨在解決5項“緊迫但有明顯區別并不斷進化的挑戰”的寬泛戰略：

?對抗俄羅斯的侵犯和脅迫；

?管理亞太地區的歷史性變化；

?壓制伊朗，保護中東地區盟友國家；

?打擊恐怖主義，擊敗伊斯蘭國（ISIL）恐怖組織；

?準備應對不確定的未來。

最后一項挑戰包括此前所宣稱的“保持對未來威脅和未來敵人的技術領先地位”，如：

?培育“大量我們認為的將給予我們未來決定性作戰優勢的不同技術”

?使“我們的全志愿部隊在作戰行動、組織結構和人才管理上更具創新性和靈活性”。

聯合部隊也在重建應用于“全方位作戰”的能力，第三次抵消戰略正在解決反介入/區域拒止等領域的高端挑戰。

總之，這些舉措強調的是戰略、戰役和戰術層次上多個方面的靈活性和創新性的重要意義。國防部領導人很清楚地認識到了減少直筒式思維、倡導集體思考的需要。然而，這些舉措可能依然不足以解決關重大的未來安全挑戰。

過去幾千年來，戰爭的內在人文本質并沒有發生多少變化。自遠古以來，影響作戰、發動宣傳、瓦解秩序、政治顛覆、心理作戰等等一直是軍事沖突的組成部分。盡管如此，“沖突連續統一體”中的戰爭特征和戰略競爭始終以極其復雜的方式接受著外力影響。這些影響因素包括：

?技術變革的進程；

?“第四次工業革命”和經濟發展的社交性、社會性效應；

?“技術的擴散和聚合”，包括空中力量的民主化和指揮、控制、通信、計算機、情報、監視、偵察（C4ISR）的商業化應用發展；

?現代社會對于網絡的日益依賴和“攻擊面”向網絡的迅速擴張；

?由社交媒體和全時新聞周期所產生的信息的容量、速率、精確度和價值（IV4）；

?多維、混合形態戰爭和在脅迫對手、削弱潛在敵人方面的非武裝沖突措施的效能。

二、國防部控制之外的安全發展

（一）技術變革的速度

過去15年來，科學技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所造成的影響不僅僅是社會性的，也是作戰性的。技術變革的速度很重要。如果一項能力，比如單位成本的計算能力，每18個月提升一倍，那么5年時間內將提高到原來的9倍，10年時間內將變為100倍，15年時間內更將變為1000倍。有些人會覺得這種增長速度會放緩，這也是有可能出現的。另一方面，某些類型的能力也會發生急劇增長，如量子密碼學的相關能力將逐步引入。無論如何，基于當前條件的線性投影技術將無法在未來繼續發揮作用。

而且，這些變革正發生于很多領域之內。例如，在生物技術領域，近10年來，人類基因組排序的成本已成百萬倍降低；機器人和自動化載具將很快普及；添加物制造（如3D打印）日益成熟；納米技術進入從電池、藥物到爆炸物等各種行業的廣泛應用期；支撐萬物的能源技術也正在經歷著各種不同類型的轉型。生物技術、機器人、添加物制造、納米技術和能源技術等所有領域的變革和交互，都應當納入國家安全規劃的考慮因素之內。

（二）第四次工業革命

世界經濟論壇的創始人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博士認為，世界正處于“第四次工業革命”之中，其特征是逐漸模糊了物理、數字和生物學領域分界線的技術融合。調整的范圍及其系統性的影響將是極具破壞性的。這種力量是一把雙刃劍，在向社會提供重要的綜合性收益的同時，也以社會動蕩、人員失業等形式對個體造成負面影響。

勞務市場的瓦解可能在社會內部出現不平等的增長，將對現代經濟造成嚴重挑戰，甚至會對技能偏低的勞務群體和發達世界中水平較低部分造成極大影響。這些領域，已經成為摩擦沖突的傾向性發源地，將會進一步影響到發展。無論從哪方面看，這種情況都會創造出安全問題。2015年，百萬難民幾乎壓垮了歐洲的政治架構。未來，還會有數倍的人群將受到影響。

政府可以施加影響，卻無法做到絕對控制。戰爭與和平、民間和軍事、作戰人員和非作戰人員、國內和國外、公眾和私有、物理和數據以及生物等等之間的分界線變得模糊。長期以來的國家壟斷和定義清晰的專業領域已經無法確保穩定和安全。在力量廣泛分布的世界中，保衛人民的責任正由國家轉移到私有領域身上。變革，可以挑戰大部分社會契約，影響到“為何、怎樣、為誰而戰、誰來支持”等問題。國內動蕩、激進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的潛能極高，除非政府和私有領域能夠有效的管理轉型。從過去的經歷看，我們無法獲得足夠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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