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在短期之內，中國不存在“糧荒”的威脅，但經歷了幾十年農業工業化集約生產，和誤將食品消費作為刺激內需的對象，中國糧食安全已經深陷不可持續的危局：以掠奪和透支未來的自然資源，砸子孫萬代的飯碗，來滿足時下食品的奢靡和浪費。

習近平最近提出，“保障糧食安全對中國來說是永恒的課題，任何時候都不能放松”，“解決13億人吃飯問題，要堅持立足國內”，在一個新的戰略高度上提出了新形勢下，中國構建可持續的國家糧食安全保障體系問題。本文試圖解讀“永恒的課題”的深刻含義，揭示中國糧食安全的基本問題，并為應對挑戰提出一些拋磚引玉的探討。

一、糧食安全再定義

“糧食安全”是個舶來詞。英文是“Food Security”，雖然更符合原意的翻譯應為“食品保障”，但約定成俗，其后中文翻譯都將其譯作“糧食安全”。

“糧食安全”這個概念，最早出現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論述發展的文獻。當時由于石油危機引發了1972年至1974年糧食價格暴漲的危機，讓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人民對不安全的糧食形勢深感憂慮， “糧食安全”就作為世界各國發展的一個議題提出來了。“糧食安全”第一次出現在官方文件中，是1974年聯合國的《世界食品大會》報告。而將“糧食安全”打造成一個響亮的，有感召力的全球口號，還要歸功于1996年在聯合國糧農組織總部(意大利羅馬)舉行的世界糧食首腦會議 (World Food Summit) 。這次會議通過了兩個正式文件《羅馬宣言》和《世界糧食首腦會議行動議劃》。

在這兩個文件中，第一次明確的定義了“糧食安全”。首先是明確了糧食安全問題的考量的層次：“在個人、家庭、國家、區域和全球各級實現糧食安全”;同時界定了糧食安全的內涵：“只有當所有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夠在物質上和經濟上獲得足夠、安全和富有營養的糧食來滿足其積極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時，才實現了糧食安全”。

同時這個定義強化了糧食安全的多維性質：首先是存在可供給的糧食;同時，個人，家庭和國家有經濟能力獲得糧食;此外，富有營養的糧食可以滿足需要并且價格相對穩定等。從而，糧食安全不僅是生產和進口足夠糧食的問題，也是糧食配送和分配的問題。《羅馬宣言》同時強調，人皆有食是人類最基本的人權，并確定了要在2015年之前把全世界處于饑餓和營養不良的人數從8.4億減少到4.2億的雄偉規劃。

然而，《羅馬宣言》定義的糧食安全是相當狹隘的，短視的，其將糧食安全定義為一個靜態的現狀，缺乏糧食安全應有的動態可持續性和經濟有效性的基本內涵，結果，往往會誤導決策者為實現糧食安全制定的政策和舉施。

首先，世代衣食無憂才是真安全。

人類生生相息，代代衍繁，無論那朝那代，“人皆有食”都是人類生存需要，社會的基本問題。因此，從根本上來說，糧食安全是一個動態的無止境的過程，不僅在當代社會要實現“人皆有食”，而且世世代代都沒有“缺吃少穿”和“營養不足”的憂慮。

工業革命以來，尤其是“綠色革命”以來，農業再生產不再只是簡單的自然再生產過程，工業的動力和投入革命性的改變了自然對農業生產的約束，使得農業生產日益趨同于工業生產過程。農業生產的工業化顛覆了傳統以自然資本的投入和傳統耕作方式，以新品種為中心，用工業化生產的化肥取代農家肥和自然的土壤肥力增進，各種殺蟲劑和除草劑替代了以深耕和輪作來控制病蟲和雜草的選擇，工業化石燃料驅動灌溉替代了傳統的蓄水保水澆灌，重型農業設備與機械耕作和收獲極大地減少了勞動力的強度和用量，這一切從根本上改寫了農業作為自然再生產過程的歷史。

以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制造工業產品作為主要投入的工業集約化農業，對于全球糧食生產從 1961年的 8 億噸增加到 2010 年的 25 億噸居功至偉。但是，這樣工業化農業衍生了兩個巨大的問題。第一，以不可再生的資源作為農業生產的投入，讓工業化的農業面臨隨著資源枯竭而難以為繼的危險;其次，數十年的工業集約化生產耕作，大量的化肥和農藥的投入已經造成了包括肥沃土壤退化、地下水枯竭、蟲害肆虐，生物多樣性遭到侵蝕，空氣、土壤和水源受到污染等問題，而工業投入邊際生產率下降，引致對燃料、化學肥料和農藥的需求不斷攀升。這從根本上危及農業自然再生產的基礎。盡管農業生產工業化改變了現代農業生產對自然的依賴，但自然，包括土地和生態仍然是農業的基礎，一旦農業生產的自然基礎被破壞，農業生產就會衰落。

在農業工業化的生產過程中，加大化學肥料和農藥等工業投入的施用，可以實現短期內的“高產”，來滿足農產品的需求，但這樣的竭澤而魚的生產方式不可持續，并加速對農業自然生產基礎的破壞，結果，當代的糧食安全實現了，但子孫萬代的糧食安全喪失了。所以，糧食安全是個“永恒的課題”，其定義必須體現動態過程中的可持續性，即在世界，國家和社會的層次上， “糧食安全”就是要實現千秋萬代人類糧食安全和食品供給保障，而不只是追求幾年，幾十年的“豐衣足食”。

其次，經濟有效才有可持續性。

雖然《羅馬宣言》給糧食安全打上了文化，社會和政治烙印，但是卻忽略了實現糧食安全的經濟有效性：以資源利用最優化為基礎，經濟成本最低來實現糧食安全。“不計成本”“不計代價”可以取得短暫的“糧食安全”，但注定沒有可持續性。

經濟有效性有兩層含義。農業生產實際上也是一個能量轉換的過程，這個過程要經濟有效，以最優化的投入去實現最優水平的產出，即最優化的投入和產出，而不是不計成本的最大產出。另一層含義是在全球化的條件下通過貿易經濟有效地實現糧食安全。過去幾十年，全球化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的社會和經濟要素組合的時間，空間，食品貿易的方式和流轉的過程，作為一個極具資本色彩，政治色彩的全球化，不僅為國家在全球的平臺上實現經濟有效的糧食安全提供了更大的空間，也讓所有國家都面臨糧食安全問題全球化的挑戰，遭遇糧食貿易實物和價格風險的波及。

體現在貿易中的經濟有效的糧食安全是交易的條件要公平，不存在壟斷，不存在操控價格的問題。同時，還有進出口商之間“貿易條件”公平的問題，因為如果貿易條件不公平，出口交換糧食貨物的價格被壓低，或進口糧食的價格被抬高，都不是經濟有效的糧食安全。

合理消費是糧食安全的重要內涵。

《羅馬宣言》中糧食安全的定義，還忽略了糧食安全的一個重要內涵：合理消費。糧食安全不只是單方面的供給保障問題，同時也是合理的需求問題。在任何一個國家，如果“奢侈”和“浪費”食品盛行，不可能取得糧食安全，因為“揮霍”糧食是沒有極限的浪費，是永遠填不滿的無底深淵。

國際社會一致公認“人皆有食”是最基本的人權，具有普世價值，那么，在道義和公理上，就不應該在滿足全世界糧食合理消費前，將糧食作為他用，比如生產乙醚。也不應該以國家政治干預糧食的流動，甚至以糧食作為牟取暴利的手段。

這些問題都被《羅馬宣言》中的糧食安全定義忽略了，也許正是狹隘的“糧食安全”理念的誤導，聯合國糧農組織在2010年竟然宣布全世界處于饑餓和營養不良的人數從1995年的8.4億增加到了10億，而在1995-2010年期間，中國和印度因為高速經濟發展促成近4億人免除饑餓和貧困。在探討世界饑餓人口增加的原因時，農業“投資不足”是“罪魁禍首”之一，而“投資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無視糧食安全可持續性的動態，輕慢實現糧食安全經濟有效性所致。

二、中國糧食安全的危局

當“動態可持續性”和“經濟有效性”成為糧食安全核心構成，對于中國糧食安全的現狀和發展動態的評估，就有了新的視角和判斷。

中國糧食安全面臨的基本問題是可持續問題，是確保子孫萬代衣食無憂的問題。

以竭澤而魚的生產方式追求短期內的“高產”，造成農業自然生產基礎的破壞，是當前中國糧食安全的最大問題。糧食生產的工業化創造了增產的捷徑，神奇的化學元素，魔幻的轉基因，萬能的工業石化動力，以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制造工業產品作為主要投入，在創造增產奇跡的同時，也透支未來，為滿足當下的欲求而破壞農業自然再生產的基礎。在1978年到2013年，中國糧食產量從3.05億噸增加到6.02億噸，將近翻了一番，肉類翻了近10番從900噸增加到8600萬噸，水產品，水果，蔬菜等都有10倍以上，甚至百倍的增加，比如蘋果，從38萬噸增加到近4000萬噸。翻了100多倍。食品生產如此奇跡般的暴漲確保了當下豐盛的供給，然而，代價是巨大的。

1978-2013 年，中國化肥使用量增長了8 倍，農藥增加 15 倍，而糧食增產不到1倍，單位面積用量成為世界之最，單產并非世界最高。2012 年中國每畝化肥用量 32 公斤、農藥2 公斤，前者較發達國家高出3倍，后者高出近5倍，但玉米，小麥的單產和美國等發達國家相差無幾。從全球的視角來看，也顯現中國農業生產中工業投入不合理，中國生產了世界 20% 的糧食但施用了 32% 的化肥和近40%的農藥。數十年的工業集約化生產耕作，尤其是為了實現當年的高產過度施用工業投入品，嚴重地破壞了農業生產的自然再生產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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