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演講的特殊場合，再加上經濟學家們今天所面臨的實際問題，使我幾乎無可避免地選擇了這個題目。一方面，不久前剛剛設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標志著一個過程又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由于這個過程，在一般民眾的看法中，經濟學已經贏得了類似于物理學的威望。另一方面，目前人們正在呼吁經濟學家出來談一下，如何才能使自由世界擺脫不斷加劇的通貨膨脹這種嚴重的威脅。然而必須承認，正是大多數經濟學家曾經推薦甚至極力促使政府采取的政策，造成了這種局面。此時此刻我們沒有絲毫理由沾沾自喜：我們的學問已經引起了一大堆麻煩。
在我看來，經濟學家在指導政策方面沒有做得更為成功，同他們總想盡可能嚴格地效仿成就輝煌的物理學這種嗜好大有關系——在我們這個領域，這樣的企圖有可能導致全盤失誤。關于這種往往被人稱為“科學態度”的方法，我在大約30年以前就曾說過，“就科學一詞的真正含義而言”，這種態度“沒有任何科學性可言”，“因為它將一個領域中形成的思維習慣，不加批判地、死板地運用于其他不同的領域”。今天我首先想解釋一下，這種唯科學主義的謬誤，如何直接導致了最近的經濟政策中一些最嚴重的錯誤。
我曾與之論戰的理論，是一種有關正確的科學方法的錯誤觀念的產物，但是在過去30年里，它一直指導著貨幣和財政政策。它固執地認為，在總就業與商業及服務的總需求規模之間，有著簡單的正比例關系。這使得人們以為，只要把貨幣支出總量維持在適當水平上，我們就能夠永遠保證充分就業。在為了解決廣泛失業而提出的各種理論中，這或許是可以用強有力的量化數據加以支持的唯一理論。但是我認為，它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我們現在也已經知道，照這樣的理論采取行動是十分有害的。
這使我提出了一個關鍵性問題。與物理學的情況不同，在經濟學中，以及在研究的現象十分復雜的其他學科中，我們能夠取得數據進行研究的方面必定是十分有限的，更何況那未必是一些重要的方面。在物理學中，一般認為，而且也很有理由認為，對受觀察的事物起著決定性作用的任何因素，其本身也是可以直接進行觀察和計算的。但是，市場是一種十分復雜的現象，它取決于眾多個人的行為，對決定著一個過程之結果的所有情況，幾乎永遠不可能進行充分的了解或計算。其原因下面我還會做些解釋。物理學的研究者對他認為重要的事項，能夠根據不證自明的原則進行計算，而在社會科學中，碰巧有個事項能夠進行計算，往往就被認為是重要的事項。它有時會達到這種地步：要求我們的理論必須只用可以進行數量計算的語言加以表述。
很難否認，這種要求對現實世界中發生的事件的可能原因，做了十分武斷的規定。人們常常十分幼稚地認為，這樣的觀點是科學工作所必需的，但它卻引起了一些荒謬的后果。我們當然知道，在談論市場和類似的社會結構時，有許許多多的事實是我們無法計算的，對于它們，我們僅僅具有很不精確的一般知識。由于這些事實在任何具體場合中的作用無法用量化證據加以證實，于是那些發誓只接受他們所謂的科學證據的人，便對這些事實不屑一顧，他們因此也生出一種十分愜意的幻覺：他們能夠進行計算的因素，才是唯一相關的因素。
例如，總需求與總就業之間可能僅僅有著大約的相關性，但由于這是我們能夠得到量化證據的唯一關系，它便成了進行計算的唯一的因果關系。以此為標準，有可能存在著助長錯誤理論的更“科學的”證據，因為它比正確的解釋更“科學”而被接受，至于正確的解釋，卻因為不具備足夠的量化數據而被否定了。
為了對這種情況做一說明，讓我簡略談談我認為是造成廣泛失業的主要的實際原因——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如今時髦的理論所推薦的通貨膨脹政策，從長遠看無法治愈這種失業現象。在我看來正確的解釋就是，在不同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分布與這些產出的生產中勞動力和其他資源的配置之間，存在著不一致。對于使經濟系統的不同部門之間供需達到一致的那些力量，以及出現這種一致的各種條件和有可能妨礙這種調整的各種因素，我們具有相當不錯的“質的”知識。在對這一過程的說明中，分立的步驟有賴于日常經驗中的各種事實。凡是不怕麻煩從事這種論證的人，對于這些有關事實的假定或由此得出的結論在邏輯上的正確性，幾乎沒有誰會表示懷疑。我們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失業表明相對價格和工資結構受到了扭曲（通常是因為壟斷或政府的價格鎖定），為了在所有部門恢復勞動力的供需平衡，有必要改變相對價格和轉移一部分勞動力。
但是，當問到我們有關價格和工資的具體結構——為保證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順利地不斷售出所必需的結構——的量化證據時，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不掌握這方面的信息。換言之，對于我們不太準確地稱為均衡的狀態賴以自動形成的一般條件，我們是了解的；但我們絕對不會知道，假如市場達到了這種均衡，具體的價格和工資會是一種什么狀況。我們只能說，在什么條件下我們可以期待由市場確定的價格和工資會使供需達到一致，但我們絕對無法提供統計學的資料，用以揭示現行的價格和工資在多大程度上偏離了可以使目前的勞動力供應被不斷售出的水平?？梢姡瑢κI原因的這種解釋，從它可以被證偽這個意義上說，是一種經驗理論——例如，如果貨幣供應持續不斷，普遍增加工資就不會導致失業；但它肯定不是能夠使我們得出有關工資率或勞動力分布的具體的量化預測的理論。
不過，在經濟學這個領域，我們為什么必須為對某些事實的無知做出解釋呢？須知，在自然科學中，人們肯定會期待科學家提供有關這種事實的準確知識。對自然科學的范例有所體驗的人，會對這種立場十分不滿，會堅持他們在自然科學中看到的證實原則，這也許不足為奇。這種狀況的原因在于我已簡單說過的一個事實：社會科學同生物學差不多，但和大多數自然科學不同，它必須處理的是性質復雜的結構，也就是說，它所處理的結構，只能用包含著較多變量的模式加以說明。以競爭過程為例，只有當它在相當多的行動的個人之間進行時，才會產生一定的結果。
有些領域，特別是在出現的問題相互類似的自然科學領域，克服困難不必利用有關個別因素的特殊知識，而是可以求諸與這些因素有關的各種特征之出現頻率或概率方面的相關數據。但是，只有當我們處理的對象是瓦倫?韋弗（前洛克菲勒基金會成員）博士所說的“復雜的無機現象”，而不是我們在社會科學中必須應付的“復雜的有機現象”時，以上做法才是正確的。對于這兩種現象的差別，理應有更全面的理解。這里所謂復雜的有機現象，是指結構的性質不僅取決于其中個別的特性以及它們出現的相對頻率，并且取決于各因素之間相互聯系的方式。由于這個原因，我們在解釋這種結構的運行時，不能用統計數字取代有關各個因素的知識；如果我們打算用我們的理論對個別事件做出預測，就要對每個因素都有充分的了解。只要不具備這種有關個別因素的專門知識，我們就只能限于做出我在其他地方說過的模式預測（pattern predictions），即對自發形成的結構中某些一般特征的預測，其中不包括對構成整個結構的各個因素的具體描述。
我們的理論所要說明的，是在一個功能良好的市場中自發形成的決定著相對價格和工資體系的因素，就這一理論而言，以上所言尤其正確。市場過程的每個參與者所擁有的特殊信息，都會對價格和工資的確定產生影響。這方面的全部事實，是科學的觀察者或任何一個單獨的頭腦無法全部掌握的。這當然就是市場秩序的優越性所在，也是在不受政府權力壓制的情況下，為什么它會逐漸取代其他秩序，并且在由此產生的資源配置中，可使更多有關具體事實的知識得到利用的原因，這些知識散布在無數的個人中間，是任何一個人都無法全部掌握的。我們這些從事觀察的科學家，由于無法知道這個過程的全部決定性因素，從而也無法知道在哪一種具體的價格和工資結構下，需求總是與供應相等，因此我們無法測知它對這種秩序的偏離程度，而且我們無法從統計學的角度，對我們的理論——對價格和工資的“均衡”系統的偏離，使某些產品和服務不可能按定價售出——加以檢驗。
在繼續談論我眼下關心的題目，即以上情況對目前所實行的就業政策的影響之前，請允許我更具體地勾畫一下我們的量化知識固有的局限性，這是常常被人忽略的。我這樣做是想避免給人留下一種印象，以為我對經濟學的數學方法一概加以反對。事實上，我認為數學方法大有益處，它使我們可以利用代數方程式，去描述某個模型的一般性質，即使我們對決定其具體面貌的數據一無所知。沒有這種代數方法，我們對市場中不同事件的相互依賴性，就很難窺其全貌。不過這也導致一種幻想，使我們認為可以用這種技術去搞定和預測各種量的數值，于是徒勞地想找出量的常數。盡管數理經濟學的近代奠基人沒有這種幻想，這種情況還是發生了。不錯，他們描述市場均衡的方程式系統就是這樣設計的——假如我們能夠把抽象公式中所有的空白填上，也就是說，假如我們知道這些等式中的所有變量，我們就可以計算出全部在售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和數量。然而正像這一理論的奠基者之一帕累托明確所言，它的意圖并不是“達到對價格的量化計算”，因為如他所說，以為我們能夠確定所有數據，是一種“荒唐的”念頭。近代經濟學的杰出先驅，16世紀的西班牙學者，早就認識到了這個重要問題。他們強調，他們所說的pretium mathmaticum（數學價格），取決于如此多的具體條件，除上帝之外誰也無從知道。我經常希望我們的數理經濟學家應把這一點牢記在心。我必須坦言，我懷疑他們對可計算的量的追求，是否為我們從理論上理解經濟現象做出了有意義的貢獻——這與他們在描述具體情況中的價值是不同的。我也不打算接受“這個研究分支仍十分年輕”這種借口。計量經濟學的奠基人配第爵士，畢竟是牛頓爵士在皇家學會里的主要同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