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新年的鐘聲剛剛敲過，1月7日在全世界的浪漫之都巴黎發生了令世人震驚的《查理周刊》事件。就在我們著手寫這篇文章的時候， 2月14日下午，在安徒生童話和美人魚的故鄉哥本哈根的一家咖啡館里發生槍擊案；數小時之后當地一座猶太教堂也發生了槍擊案，造成1人死亡，2人受傷。新年以來，ISIS沒有停止以令人發指的暴力手段制造恐怖——兩名日本人質被殺，21名在利比亞遭綁架的埃及基督教徒被斬首。一時間全世界不僅受到恐怖分子殘暴手段的震撼，更不斷地出現有關宗教問題的辯論。《查理周刊》槍案發生后的那個周日，巴黎舉行大游行，包括法國總統、英國首相等多國政要親自參加，行進在超過百萬人參加游行隊伍中，宣示團結和對恐怖的不妥協。當然有觀察者指出百萬人團結大游行其實無法掩蓋社會裂隙，因為示威本身就暴露了人們的不安全感，特別是針對伊斯蘭教的某種情緒；而一個多月后在哥本哈根一天內的兩起槍擊案，幾乎是巴黎“查理周刊事件”的翻版。這一切似乎回應了多年前著名阿拉伯裔學者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Wadie Said）在《報道伊斯蘭》中所指出的那樣，西方世界一直被一個名叫“伊斯蘭”的幽魂苦苦糾纏。
盡管現代社會是以世俗主義為主流的時代，宗教因素在世界格局中往往被有意或無意地被放到次要位置，然而那些造成世界動蕩的暴力沖突事件以及那些以彌漫形式對人們行為觀念產生深切影響的“世界復魅”現象，都在不斷地把宗教重新拉入人們的視線范圍、令人關注宗教全球復興的問題。研究宗教與國際關系的學者斯科特· 托馬斯(Scott M. Thomas)曾對全球宗教復興(the global resurgence of religion)現象做了以下界定：“全球宗教復興指宗教日益具有顯要性和說服力，如在個人和公共生活中日見重要的宗教信念、實踐和話語，宗教或與宗教有關的人物、非國家團體、政黨、社區和組織在國內政治中日益增長的作用，以及這一復興正在產生對國際政治具有重大的影響。”
事實上，“宗教復興”并不是一個新的話題，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全世界范圍就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宗教復興現象、新興宗教運動以及由宗教扮演重要角色的政治事件。盡管人們生活的世界仍然在經歷著深刻的世俗化，不斷出現的卻是各式各樣 “去世俗化”（de-secularization）的現象。特別是在“911” 紐約世貿中心大樓爆炸案以來，現代社會深以為傲的自由主義或世俗主義在北美、歐洲等地受到了來自“伊斯蘭教極端主義”毫不留情的挑戰，促使宗教復興的討論逐漸超越了早年學者們對于某些概念模式的糾纏與爭論，更多地關注于人類的生存狀態以及全球化時代背負不同文化傳承的族群如何找到共處基礎的方式。
中國人感受到宗教復興的現象是來自于對身邊所發生的社會變遷的觀察。1970年代末，伴隨著經濟方面的改革開放，各種各樣的宗教現象逐漸顯現出來，不少海內外學者的研究紛紛關注經歷了幾十年對傳統宗教批評、乃至于以無神論教育來取代有神主義信仰的國度出現的宗教復蘇和發展的狀況。宗教在中國的復興可以視為20世紀后半葉以來全球宗教復興的一部分。當然，由于不同國家地區的歷史背景、社會狀況以及經濟運行方式的差異，使得全球性“宗教復興”有著相當不同的軌跡、對不同國家地區的影響特別是對于國際社會沖擊的表現也很不平衡。尤其是近幾十年來，由于科技發展、互聯網的普及，使人們的溝通超越民族國家疆界的限制，全球化成為了人們生活的狀態。因此，宗教復興在全球化時代的發酵，導致了宗教在當代世界的存在狀況越來越復雜，而很多早先對宗教現代命運解釋的理論與典范都顯示出無力感。
“宗教復興”之所以成為一個令世人關注的問題，這與人們對現代社會是由世俗主義主導的普遍認知有關: 普遍的政教分離、宗教卷曲到私人領域，使得人們的生活從神圣到世俗，宗教的影響力必然衰退、乃至消亡。本文將從現代社會的世俗化特征入手，來討論普遍的世俗化如何交織著“去世俗化”的宗教復興現象，政教分離的現代政治結構如何無法擺脫“神”的影子，一度轉入私人領域里存在的宗教如何在世俗時代逐漸地突出重圍而作用于公共事務乃至國際問題；當全球化將各色人等拉近乃至比鄰而處時，那些曾經被世俗主義沖刷過的宗教差異卻在人群之間得以凸顯并釀成新的矛盾沖突，而因各種原因出現的宗教“原教旨主義”說教不僅為新的保守勢力背書，更以極端的方式征服了某些人的心靈，造成各種各樣無形的壁壘，阻隔了不同人群間的尊重與交流，甚至將殘酷的暴力合理化；無論是世俗化還是宗教復興，在世界范圍內從來都存在不平衡的狀態，在某些學者提出要注意宗教差異導致的文明沖突之際，很多宗教領袖和知名學者聚在一起討論發展“全球倫理”的可能。
“解魅(disenchantment) ”的世俗化時代與“去世俗化”的宗教復興
談宗教的復興，要從令宗教衰落的“世俗化”開始。
“世俗化”是一個歷史過程，人類社會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逐漸從宗教控制中解脫出來。著名宗教社會學家Peter Berger 對此進行了生動的描述：“并不存在天使的天空，向天文學家敞開了大門，最后還迎來了宇航員的光臨! ‘上帝與人’之間聯系渠道如何變得既狹又小，宗教構成的神圣帷幕如何出現了四分五裂。這個新時代的思想先驅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為‘上帝之死’鼓與呼。”
Max Weber則指出工業化以后的現代社會進入了以物質、理性和經濟為取向的“解魅(disenchantment) ”時代。作為現代社會特征的“世俗化”包括以下幾個特征：政教分離 — 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宗教褪除其公共性，成為私人的事務；神圣性消失，代之以理性主義。
在現代政治體制中，政教分離是一個重要的特征。盡管美國在十八世紀就建立了政教分離的國家，但值得在此一提的是十九世紀初的“拿破侖加冕”。1804年12月2日，拿破侖正式加冕為法蘭西帝國皇帝，加冕大典在巴黎圣母院大教堂舉行。拿破侖從天主教圣地梵地岡“請”來了年邁的教皇“庇護七世”，當教皇拿起皇冠正要以神圣的名義給拿破侖加冕時，這位35歲的歐洲征服者突然將皇冠從教皇手中拿了過來，徑直放在了自己的頭上。如此撇開教皇，自我加冕的舉動，不僅高度象征性地挑戰了君權神授的傳統，而且為政教分離的現代世俗化政治提供了依據。
政教分離的實行，有助于人類在社會生活方面擺脫教會和傳統宗教的控制，獲得個人的相對自由。在工業化時代，人類借助于科學與技術的進步，成功地創造出以人為主導的現代社會。人們生活的世界越來越少受宗教組織控制，從出生到墳墓的生命過程，宗教儀式更多地作為點綴。貝拉(Bellah)﹑趙文詞(Madsen)等人對美國社會宗教現象的研究中﹐論證了現代社會世俗化的走向是宗教“私人化”(privatization of religion)的特征﹐這種私人化體現在兩方面：一方面他們在美國信眾中發現﹐在現代化過程中宗教失去了正統地位﹐“宗教一旦失去正統地位﹐往往就成了‘私人領域’的一部分﹐而私人化正是美國宗教演變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他們發現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宗教是不同于任何有組織的思想滲入的個人信仰﹐“教會并不等同于宗教﹐因為宗教有超越個人和地方教會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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