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1931-），原名余勛坦，詩人、作家。本文節選自作者在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座談會上的發言。
各位朋友（熱烈的掌聲），我比在座各位朋友蠢長得多，我今年已經74歲了。我這個人談不上什么“思想”；但是由于我的年齡比你們大，我曾經親身經歷的事比如抗日戰爭你們沒有經歷過，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今天來，我只跟大家講兩件事情。
我的家鄉在今天的青白江區城鄉鎮，在那時金堂縣的縣城里邊，一條好深的巷子叫槐樹街，出去有一個廟子叫“川祖廟”（音）。從我當小學生起，這個川祖廟就有一撥一撥的壯丁進來集訓，兩三個月后就開赴前線去了。這都是我這個小學生親眼見到的。這些壯丁苦得很，他們穿得稀爛，我沒有看見任何強迫，全部是招派，而且都是自愿的。這些壯丁是怎樣來的呢？當時的征兵政策，叫“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你有三弟兄必須要出一個去打仗，有五個要出兩個。出了以后由國民政府（縣政府）給“安家費”（用“黃谷”就是沒有碾出來的米發放），所有壯丁的家屬都領了的。這里面我所見到的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是自己去的，“拉壯丁”的事有沒有？有，我親自看見過一次，而且這一次的情況是：有個保長，他完成了任務又亂打主意，想再拉一個木匠。那天木匠收了工從房子上下來，保長就把他拉了。但是拉了以后第二天就放了，為什么呢？因為這樣子做不合法。由于當時負擔壯丁的人除了保長以外還有很多鄉長，別人都是按照規定而他完成后又胡亂來，怎么行呢？所以后來就放了。這是我見到的唯一一次。我見過川祖廟里一批批來一批批走不下數千人，這些壯丁怎么可能都是強迫拉來的呢？拉來他不跑嗎？很容易他就跑了，那個廟子幾面都是空的。這些壯丁非常苦、非常慘，我們四川的三百萬壯丁幾乎都是農民。全部是這些最窮苦的老百姓。而且這中間我沒有看見過逃兵。逃兵有沒有？有。連正規的兵營都有逃兵，但怎么能拿這跟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來比呢？
而且還跟你們不同，本人有幸接觸過一大批這樣的人。那是文革中我這個“右派”。這些就是我親自看見過的抗日戰爭到前線打過仗的人。無論你們從“理論”出發、還是從你們的“主義”出發你們要采取什么做法，都難以抹殺四川三百萬“壯丁”的善良勇敢，和他們在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中作出的貢獻和犧牲——四川的壯丁犧牲在戰場上有幾十萬。他們用的武器根本沒法跟人比，但是他們去赴死了。這是我終身難以改變的印象。這就是我要講給大家聽的第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也是我親身看見的。我要告訴大家：美國人是我們最好的朋友，中國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國人。1900年八國聯軍進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賠款”所有的八個列強，其中只有一個國家拿到這個錢沒有動，就是美國。后來以各種方式退給我們了，其中一種方式叫“庚款留學生”，還有的拿來補貼我們的大學。我告訴你們，抗戰時期山西有一個“銘賢學院”遷到我的家鄉來。這個學校是和美國歐柏林學校掛了鉤的，歐柏林大學有個“山西基金會”就是美國政府用庚子賠款設立的。“山西基金會”的錢就用來資助辦銘賢學院，從30年代創辦就是用的這個錢。后來抗日戰爭了輾轉數千里逃到我們家鄉，我們家鄉最大一個姓曾的地主，他主動把自己一個寨子騰空，全部免費借給這個學校。這個學院就這樣一直辦了下來。政權改制后它就變成了“山西農學院”和“山西工學院”，然后跟美國交惡后每年的這個錢就沒有了。那頭也沒有作任何解釋，我們這頭說“我們革M國家，誰要你帝國主義的臭錢”，就這樣從建國以后這個錢就斷了數十年。
到了改革開放初期，歐柏林大學的“山西基金會”派了一個工作人員，一個27歲的小伙子到中國大陸來，找到中國政府。問他有什么事情，他說你們國家從前有個銘賢學院還在不在？哦，大家就告訴他說這個銘賢學院從建國后就遷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礎上辦了一個“山西工學院”和一個“山西農學院”。然后這個小伙子就去找，找到里面一些老的教師，果然證明這是事實。考察后他就走了，也沒有說什么話。過了一段時間美國方面就正式派代表來，說是要接觸你們原來銘賢學院、現今是“山西農學院”和“山西工學院”的人，要撥一大筆款給他們。你想我們這邊的官員聽說有“美圓”來，那個積極性之高啊（笑聲），馬上把工學院、農學院的黨的領導，黨委書記、院長每個單位派起代表團來。但是一接觸沒有發現一個真正是原來銘賢學院的人。人家“山西基金會”說你們來的都是官員，我們要見銘賢學院的人。怎么辦，怎么辦？最后才想起山西農學院有個右派分子是原來銘賢學院的，于是去把這個掃廁所的教授老頭找來，說讓你加入我們這個代表團，你走在前面。結果人家還認得到他，從此以后每年20萬美圓就沒有斷過，10萬給農學院，10萬給工學院。這樣大家才知道，原來盡管.奪取政權后這個錢就斷了，但美國人一分錢都沒有動，全部拿來存起連本帶利增值了幾十年，現在就能夠每年拿出20萬給這兩個學校。這是我一個在銘賢學院讀過書的朋友講給我聽的，我聽了當時就哭起來了（掌聲）。八國聯軍中沒有一個國家這樣做。其中最惡劣的有兩個，一個是日本，日本把我們賠的錢都拿去制造武器再來打我們；第二個就是俄國，極其無恥貪婪。而不久前我讀一個清朝派到美國去的人寫的筆記，當時的美國總統接見這名外交官時曾表示：有兩個國家想要侵略你們，一個是日本，一個是俄國。貴國受列強欺負，我們美利堅合眾國是同情你們的；我們希望你們要強大起來，一個強大的中國是符合美國的利益的。還有一個事情，就是八國聯軍走后，中國的賠款絕大部分不是給的銀子，根本沒有那么多現銀。是通過什么方式給的呢？是從中國的海關收入里每年扣出。中國總署由八國推舉的代表、一個叫赫德的美國人管理賠款帳目，赫德管理的帳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國人在這方面的品行也為世所公認。
抗日戰爭爆發時我剛進小學，到我進初中的時候抗戰已經進入最后階段，也是最艱難的時期。我13歲那年曾經與其他同學一起去美軍的軍用機場，跟所有大人一樣參加勞動。一樣吃的是糙米飯，米湯是紅顏色有氣味的；一樣是八個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見油花的鹽拌蘿卜絲。就這樣修了一個星期機場。我們這些娃兒是怎樣想的呢？——再不出力國家就要亡了。因為從小我們的老師就跟我們講：一定不能當亡國奴！當了亡國奴就要像朝鮮人那樣，見到日本人來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騎馬還要墊背讓日本人踩著上馬。這就是亡國奴！因此我們從小就知道要愛自己的國家。當時國民政府也好、老師也好，要我們愛國從來沒有說過“愛國主義”這幾個字。你要知道，“愛國”成了“主義”，就是一種“學說”，一種學說是不含任何情感的（掌聲）。我們的老師說“要愛國”，余光中對我說“愛國是一種感情，不是一種主義”。我從小就是被這種感情所制約的。
——后來這個機場修起了，我當學生親自看見這些美國飛行員從我家院子上空飛過，去轟炸東京，轟炸日本的鋼鐵城市八幡，有B-29、P-51（“野馬式”戰斗機）、還有一種叫“黑寡婦”的戰斗機。往往是早上看見一架架B-29編隊飛走，下午回來時都已經是打散的了。我親自見過有些回來的轟炸機，四個螺旋槳有三個都不轉了，就靠一個螺旋槳飛回來；還有的翅膀上被高射炮打穿的洞有桌子那么大，透過洞看得見藍天。小時候看見這些飛行員只覺得他們很英勇，卻不知道他們中還有很多人早已葬身太平洋魚腹之中了。這些就是我們的朋友啊，死在這里啦！這些死讓我無法釋懷。
另外我還要講講美國人的善良。我們中國人，我們貧窮，我們沒有自尊心，我們不爭氣——我們那么多中國人，去偷機場里面美軍的軍用品，美軍從來沒有來追查過。在我的家鄉，每天黃昏后地下擺的攤子賣的全是軍用品，賊貨。偷來的美軍皮靴、腰帶、衣裳、罐頭——連花生米罐頭都偷，最后就是美軍衛生用紙，一捆一捆的偷出來在那里賣。任何美軍都沒有來追查，換了其他國家是做不到的。美國人單純天真，而且體諒窮人，曉得你們這個國家沒有辦法。搞到什么程度，連美國人的槍都要偷，流落出許多卡賓槍，美國空軍戰士用的那種短卡賓。是由于這些美國兵，他們自由散漫慣了，他們進食堂吃飯有個規定：不允許帶武器進入。所有卡賓槍都在食堂外的墻邊排成一排，結果吃了飯出來發現槍被偷了。偷了美國人還是就算了，說沒關系他又去領。偷美國人皮靴的情況是，美國兵的營房晚上睡覺他們要空氣流通不關門，第二天早上起來就哇啦哇啦鬧鞋子沒有了，于是再去領一雙。
后來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M前所在的農場，靠近鳳凰山飛機場。那里的農民對美軍也很熟悉。當時有個姓黃的老大爺是“貧下中農協會”的主席，屬于“無產階級”，黨很信任的那種人。他跟我擺起過去的事說：“美國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說：“咋個喃？”他說：“嗨呀，我們凈整他們！”說是美國空軍因為要有營養，就在天回鎮那邊買了許多雞，委托他們去熬雞湯。“我們只要燉的雞湯一煮開，就把整雞撈起來丟在潲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時美國人又不檢查，結果挑了幾十只雞出來每天晚上在天回鎮賣白斬雞，嗬喲，吃的人還多得很！”（笑聲、嘆息聲）“——美國人居然還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