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澤東認為戰略評估是戰略運行的關鍵環節并貫穿始終

毛澤東對戰略運行原理與戰略評估地位作用的論述，集中體現在他于1936年12月發表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

（一）強調戰略評估是戰略運行不可或缺的關鍵環節

毛澤東指出：“指揮員的正確部署來源于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于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于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毛選》第一卷179頁）這是他經過長期實踐與思考作出的精辟論述，深刻揭示了戰略運行的基本原理，并成功用以研究指導中國革命戰爭實踐。簡言之，就是“正確部署←正確決心←正確判斷←聯貫思索←”循環往復。后來者將其約減為“戰略制定、戰略實施、戰略評估”三個環節，或擴增為“戰略判斷、戰略決策、戰略籌劃、戰略實施、戰略評估”五個環節，萬變不離其宗。影響最大的是：40年后（1977年），美國軍事理論家約翰·博伊德在此原理基礎上提出決策周期論（OODA理論），認為“觀察→判斷→決策→行動→”四個環節是一個相互關聯、相互重疊的循環周期，構成了人類一切活動的基礎，戰爭中誰能更快地完成這一循環，并打亂敵之循環，誰就能贏得主動和勝利；55年后（1991年），此原理因海灣戰爭而受到美軍推崇；60年后（1996年），此原理進入美軍聯合指揮控制條令；66年后（2003年），此原理在伊拉克戰爭中得到貫徹和運用（時任美國參聯會主席邁爾斯上將稱“伊拉克戰爭打的就是決策周期論”）。有人甚至因此稱博伊德為西方“孫子”、“決策周期論”為現代“孫子兵法”。

（二）強調戰略評估對于決心和計劃的基礎支撐作用

毛澤東指出：“研究雙方的對比和相互的關系，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作出計劃，――這是軍事家在作出每一個戰略、戰役或戰斗的計劃之前的一個整個的認識情況的過程。”（《毛選》第一卷180頁）這是他經過長期戰爭實踐之后見諸文字的總結。36年后（1973年），美國國防部官方正式將“研究雙方的對比和相互的關系”作為凈評估概念的核心和戰略規劃、計劃的基礎支撐（1973年10月美國國防部凈評估辦公室正式成立）。

（三）強調戰略評估貫穿戰略運行的全過程并關系決心和計劃的調整、延續和終止

毛澤東指出：“認識情況的過程，不但存在于軍事計劃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軍事計劃建立之后。當執行某一計劃時，從開始執行起，到戰局終結止，這是又一個認識情況的過程，即實行的過程。”顯然，毛澤東認為戰略評估貫穿戰略運行全過程，或者說他早已把戰略評估分為事前預期（預測）評估、事中執行（檢驗）評估和事后總結（成效）評估了。接著他又講到：“此時，第一個過程中的東西是否符合于實況，需要重新加以檢查。如果計劃和情況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須依照新的認識，構成新的判斷，定下新的決心，把已定計劃加以改變，使之適合于新的情況。”這里，他不僅講到評估對于定下決心和建立計劃的作用，而且講到對評估的評估問題，以及通過評估監控與檢驗來決定要否調整決心和變更計劃的問題。60年后（1997年），這種“檢查”特別是“對評估的評估”，以“總體檢”和“總檢討”的形式在美國四年防務評估機制運作中得到了完整體現。

三、毛澤東戰略評估的基本法則可概括為“八個著眼”

毛澤東運用軍事辯證法研究指導戰爭的相關論述非常豐富，從戰略評估角度可概括為“八個著眼”，即：著眼特點、著眼發展、著眼全局、著眼實際、著眼矛盾、著眼聯系、著眼歷史和著眼階級。對比馬歇爾提出的凈評估方法七條基本原則（簡稱“原則”），即：比較多個領域、關注交互作用、結合背景條件、校正作戰效能、解構競爭效率、考察系列對象和著重診斷問題之后（菲利普﹒卡爾博爾《為國防部長服務的凈評估及戰略發展：初期的形成及對未來的啟示》），不難發現，無論以前者詮釋后者，還是以后者詮釋前者，雖不能一一對應，但大體相通。

（一）著眼特點，具體地研究戰爭。世界上沒有抽象的戰爭，只有具體的、特定的戰爭。這些具體的、特定的戰爭又各不相同，都是以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作為自己的存在形式，以矛盾的特殊性作為自己的存在依據。研究指導戰爭要全力捕捉每一具體戰爭的特殊本質。“戰爭情況的不同，決定著不同的戰爭指導規律，有時間、地域和性質的差別”，因此“研究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各個不同性質、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戰爭的指導規律，應該著眼其特點和著眼其發展”（《毛選》第一卷173頁）。“不了解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就不能指導中國革命戰爭，就不能引導中國革命戰爭走上勝利的途徑。”（《毛選》第一卷187頁）同樣，凈評估原則一明確“應將并列比較置于作戰環境、沖突區域或緊急事件的想定中進行。”而原則六又強調“要將評估的重點聚焦于現實中的或至少是可信的對手，而不是像當前許多研究方法中出現的臆想的、高度抽象且過度簡化的對手。”顯然，這些都與上述精神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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