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五十年前，由解放軍總政治部在內部發行并多次修訂的《毛主席語錄》（以下簡稱《語錄》）在全國公開發行，被稱為“紅寶書”和“威力無比的精神原子彈”，短短幾年中成為中國有史以來印刷量最大的書籍，其語言風格影響了好幾代中國人。
就在同一年，《語錄》也翻譯成多語種向世界很多國家大量密集發行，幾乎成了當時唯一對外發行的書籍。有關它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兩年前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論文集，書名是《毛的小紅書的世界史》（Mao’s Little Red Book—A Global History，Alexander . Cook,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以下簡稱《小紅書的世界史》），介紹《語錄》在世界一些國家傳播及其衰落的過程，對了解整個文革時期的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有一定參考價值。
《小紅書的世界史》收集了十三篇論文，除了介紹《語錄》翻譯出版的過程和在中國國內的作用，主要介紹了它在坦桑尼亞、印度、秘魯、蘇聯、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東西德國、法國和美國激進的非裔和亞裔社會運動中的影響。論文的作者們在梳理《語錄》在這些國家的出版發行概況之外，都試圖把它的影響和興衰放在這些國家國內政治和對華關系的背景下，所以有一定的歷史和思想深度。以下就幾個主要案例作重點介紹。
坦桑尼亞是中國60年代在非洲的重要盟友，其領導人尼雷爾在獨立后提出烏賈瑪社會主義，把居住在傳統村社中的農民集中搬遷到烏賈瑪公社過集體生活。他數次訪華，視中國為榜樣，把中國的領袖崇拜、動員機制和對人民思想覺悟的強調視為非洲國家可以擺脫按部就班的現代化發展模式的途徑。1967年，《語錄》的英文和斯瓦希里文本進入坦桑尼亞，不但在主要城市的書店出售，而且在一些鄉鎮的書店也能見到。《語錄》的主要讀者是知識分子和國立達累斯薩拉姆大學的學生，但一般不識字的民眾通過國家電臺和中國國際廣播電臺播放的節目來了解書的內容，《語錄》的影響因此大大擴展。受《語錄》的影響，坦桑尼亞領導人也開始編輯出版自己的《語錄》。1967年底，坦桑尼亞軍隊政治部編輯出版了總統卡魯梅的《語錄》（主要是他演講的內容）。隨著《語錄》的傳播，學生佩戴毛澤東像章，公共場所也出現毛澤東的畫像。
以《語錄》為標志的文革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和坦桑尼亞國內政治中某些激進的傾向很契合。1968年坦桑尼亞發動了“青年行動”和“服裝行動”，掃除殖民時代留下的文化，尤其是女性服飾和發式，例如迷你裙，緊身褲，假發和化妝品等等，同時提倡坦桑尼亞民族服裝，實際是為了推廣政府偏好的統一的制服形式，如尼雷爾本人喜愛的“毛制服”，一些傳統的非洲部落服裝受到排斥甚至壓制。運動過程中發生了青年團員在街頭毆打甚至非法拘捕運動對象（即那些身穿“奇裝異服”的人）的行為。由于獨立后國家經濟政策的偏差，城市青年就業成為問題，坦桑尼亞也發起了“回鄉知識青年運動”，號召城市青年下鄉落戶或接受鍛煉。對中學和大學正規教育的精英主義也展開了批判，國家要求學生畢業后從事生產勞動。
但是，以《語錄》為象征的文革文化在坦桑尼亞也逐漸遭到了抵制。鄰國肯尼亞對中國在非洲大力推動的毛澤東崇拜采取了限制措施，不但為此和中國斷交，而且和坦桑尼亞交惡，雙方就中國影響的孰是孰非展開論戰。一些政府官員擔心青年反西方和反傳統運動中的暴力傾向失控。達累斯薩拉姆大學一些獨立思考的學生成立了批判文革影響的異議組織。國家廣播電臺收到聽眾來信，抱怨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節目中泛濫的毛澤東崇拜，說“可能北京電臺忘了在我們的國家我們還有自己的總統和政黨”，有的還抱怨在坦桑尼亞的中國醫生一邊看病一邊散發《語錄》。這些都反映了大眾對文革文化的厭倦和反感。但最重要的是尼雷爾的“烏賈瑪社會主義”烏托邦試驗本身的受挫，使得以《語錄》為標志的文革文化到了70年代初在坦桑尼亞基本失去了影響。
阿爾巴尼亞在文革時期的中國被稱為是“天涯若比鄰”的盟友。因為這種關系，《語錄》在阿爾巴尼亞的傳播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不但得到政府許可而且通過官方渠道進行的，此外也有一定的戲劇性。根據論文作者的材料，1967年夏天毛澤東在上海時不公開地接見了兩位專程來華討論《語錄》阿文版的阿爾巴尼亞的語言學家，康生和姚文元在座。毛顯然是同意在阿爾巴尼亞出版《語錄》的，但又用他一貫的自嘲口吻說自己的文字出了中國就不管用了。阿專家聽了非常緊張，說《語錄》對阿爾巴尼亞革命一樣重要。那次會見是康生是臨時安排的，甚至沒來得及通知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康生當時負責翻譯和發行外文版《語錄》的工作，1966年阿爾巴尼亞總理謝胡訪華時，康生向他保證一年內完成《語錄》的阿文版，所以這兩個阿爾巴尼亞專家次年是來驗貨的。
1967年10月，首批5000冊《語錄》由專機送達阿爾巴尼亞，連同后來運去的，一共是10萬冊，由中國方面無償贈送。后來運去的一些版本在裝幀上考究了一些，有塑料封皮，內頁有口袋，很多阿爾巴尼亞人把它當皮夾使用，就和同時代很多中國人把錢和票證放在里面一樣。從1967年下半年開始，《語錄》里的很多話和毛著中的論斷開始廣泛地在阿爾巴尼亞的學校、新聞和宣傳材料上出現。當阿爾巴尼亞的運動隊和文藝團體訪華時，在北京機場上他們被要求朗讀《語錄》中的片斷。阿政府有關部門特意為此發文，說雖然我們黨沒有這個習慣，但要這些訪華人員尊重中方的要求予以配合。
阿爾巴尼亞在毛澤東去世后和中國公開鬧翻了，起因要追溯到70年代初中美和解，后來是中國和阿的宿敵南斯拉夫和解。這兩個和解使得中國的朋友大大增加，阿爾巴尼亞的盟友地位下降，其領導人恩維爾·霍查自然有妒意。1979年，為了解釋中阿為何由盟友到論敵，他出版了回憶錄，透露了60年代中阿友誼的內情。原來，在文革醞釀和早期階段，阿黨對中國的個人崇拜是反感的，也不同意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社會下還會不斷產生階級敵人的論斷。更重要的是，阿黨不明白文革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為毛澤東在黨內的地位擔心。由于中國是阿爾巴尼亞幾乎唯一的外援，霍查時刻擔心有變，內部發文件要干部做好應變準備。但兩年觀察下來，證明了文革極大地鞏固了毛澤東的威望和地位，中國不會改變對阿的全力援助。阿黨于是放心了。1968年8月蘇聯東歐集團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阿黨非常擔心自己成為下一個犧牲品，于是邀請了中國軍隊總參謀長黃永勝訪問，商討應變事宜。《語錄》在阿爾巴尼亞的廣泛傳播，是和這些背景分不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