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說《小紅書的世界史》另外還有缺憾的話，那就是全書沒有一篇論文介紹和分析《語錄》在東南亞，尤其是東南亞華人世界的影響。在世界范圍內，東南亞和這個地區的華人社會可以說是受以《語錄》為代表的文革文化影響最大的地方。這個絕大多數的左派和共產黨組織甚至武裝力量都處于來自北方的影響之下。《語錄》在這個地區的流行規模也是最廣泛的。筆者曾經做過東南亞左翼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的研究，見到了大量和《語錄》有關的生動的文字和圖像材料。所以，東南亞地區研究的缺席，也是這本論文集的一個缺憾。
這些照片反映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語錄》在馬來亞、新加坡和北加里曼丹左派報刊中的影響
就數量和規模來說，小紅書在60年代下半期越出國境的流行，可以算是世界文化傳播史上罕有的現象。但它在絕大多數地方的流行大概最多只有四到五年，然后湮沒無聞，今天除了在舊書市場偶爾可以見到，基本上沒有讀者。換了任何一本書，如果曾經達到如此規模的發行和流通量，其繼續存在的可能性都要大得多。因此，可以說是其興也勃，其衰也忽。究其緣故，恐怕有內外兩個重要原因。
內部原因是小紅書當年在世界范圍內的流行，用今天的話來說，本來就是60年代下半期中國特定國情下的文化輸出戰略，是國家斥巨資才得以實現的，并不是不同文化之間交流的正常現象。當國家文化戰略轉型了，特定文化產品也就過時了。到1970年左右中國政府就不再支持《語錄》的輸出了。而外部原因，則用得著小紅書的作者自己在那個年代的兩句話。毛澤東1967年對阿爾巴尼亞專家說自己的書出了中國就沒什么用了，這恐怕更多地不是自謙，而是自省。就在那之前，他還就對自己的個人崇拜說那是為了打鬼，借助鐘馗。其實，這個比喻用在《語錄》的世界性影響上更符合實際：從《小紅書的世界史》中以及筆者了解的其他案例來看，《語錄》在絕大多數國家的流行，都和當地的實用主義政治有關。這種實用主義政治或是象阿爾巴尼亞那樣出于確保中國援助的需要，或是不顧《語錄》的中國語境，生抄照搬，再不就是夸張它的象征性，把它當作政治波普和文化時髦。總之，都是把小紅書當作鐘馗甚至是道具來用。這就是《語錄》的世界流行史留下的教訓。
文/程映虹 來源：東方歷史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