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8月，庚子年，慈禧太后第二次倉皇逃出北京城，“西狩”去了。第一次“西狩”是在四十年前，1860年，因為英法聯軍長驅直入京師。這一次再以“打獵”的名義出逃，則是因為八國聯軍攻陷北京。聯軍之所以進攻北京，是因為義和團在直隸、京城焚毀教堂、攻擊教民、洋人，給了列強軍事干涉的口實。

慈禧太后（中）西狩途經代州城休息時贈給店鋪掌柜武秉鈞的照片，張聯友珍藏

義和團運動發端于山東，橫行于直隸、京師，并向山西、河南、內蒙、東北蔓延。而東南一片，則基本上沒有出現大股的拳民。拳民在華北平原而不是東南沿海興風作浪，這當然不是上帝擲骰子的結果，而是有著復雜的政治與社會因素。

觀察義和團運動的興衰史，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漢人督撫多主張對拳民采取強硬手段，滿人督撫則給予義和團非常明顯的“懷柔”。發生拳亂的直隸、山西、河南、內蒙、東北，當時都是滿人當政，如這一年的直隸總督為裕祿，山西巡撫為毓賢，河南巡撫為裕祿的哥哥。

義和團活動區域圖

毓賢擔任山西巡撫之前，在1899年還當過山東的巡撫，而拳民在山東興起，很大程度上就是這位滿人親貴縱容與偏袒的結果。19世紀末，山東是義和拳民與教民之間沖突層出不窮的省份，近代史上有名的“巨野教案”即發生在1897年的山東巨野縣，導致德國借機侵占了膠州灣。鑒于發生“教案”的嚴重后果，朝廷要求毓賢“隨時多方開導，務令民教相安”，但毓賢卻向朝廷報告：“委無虐待教民情事，此奴才服官東省二十余年，耳聞目睹，知之甚確者”，倒是教民“橫行鄉里，魚肉良民，甚至挾制官長，動輒欺人”。在處理民教糾紛、爭端時，毓賢被認為“固執成見，以為與教民為難者即系良民，不免意存偏袒”，稗史說他“奉拳匪為神圣，不惜與其前此冶盜之宗旨相背馳”。

在毓賢的“主撫”政策下，山東義和拳更名“義和團”，取得了公開活動的合法地位，甚至有拳民打出“毓”字旗。山東的許多地方，都設立了拳和團的拳廠，如莊平縣有八百多個村莊，拳廠也多達八百個。

義和團的旗幟

毓賢的做法當然引發了列強的強烈不安，他們不斷向清廷施加壓力，如美國駐北京公使即建議清廷：“派一個能干的人代替他（指毓賢）的職位”。那么誰是頂替毓賢的合適人選呢？英國駐北京公使在致英國外交大臣的信函中說：“關于今后山東北部的局勢，我認為，最有希望的前景是挑選袁世凱充任巡撫。”在列強施壓下，1899年底，清廷只好召回毓賢，委任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這里有個細節也值得說出來，毓賢臨走前，下令誅殺了著名的義和團首領朱紅燈。顯然，毓賢對義和團的“懷柔”，并不是出于真心的同情，而是基于其政治目的的盤算。

袁世凱接替毓賢的消息傳出，令對山東局勢憂心忡忡的西方列強松了一口氣。1899年12月7日，美國駐華公使給美國國務卿致信：“我高興地報告您，昨天武衛軍袁世凱將軍受命代理山東巡撫；他是一個能干勇敢的人，和外人交游甚廣，相信皇上給予適當的諭旨以后，則擾亂即可停止，秩序即恢復，我們希望如此。”事實上，老袁為了穩定山東的局勢，對義和團確實很不客氣。有一則軼聞說，袁世凱到任后，給一些義和團首領發請帖，讓他們來衙門表演“刀槍不入”的法術，當這幾個首領口吐白沫、神靈附體時，老袁拔出長槍，砰砰兩聲，將他們打死了。這一招夠狠，不但懲罰了義和團首領，而且揭穿了他們裝神弄鬼的把戲。軼聞未必為真，但袁世凱對義和團的強硬態度則是真的。他一到山東，立即就頒發《禁止義和拳匪告示》、《嚴禁拳匪暫行章程》；飭令各府州縣募雇壯勇，建立團練，協同官府防剿義和團；對鬧事的義和拳民，一經抓獲，往往“就地正法，以昭炯戒”。在他的鐵腕鎮壓下，山東的義和團運動很快陷入低潮。

但與此同時，直隸的義和團運動則風起云涌，據稱蔓延到九成左右的州縣，吸引了數以十萬計的民眾參加。1900年春天，義和團的勢力已侵入京師，并在京津一帶大規模破壞鐵路與電線。義和團勢力在直隸地區坐大，與直隸總督裕祿（他也是滿族親貴）的態度有非常大的關系。裕祿對義和團的態度很曖昧，說是“主撫”吧，他曾無情剿滅拳民；說他“主剿”吧，他又曾向義和團下跪，為他們打開軍械庫。當義和團在京津破壞鐵路、焚毀教堂時，裕祿雖然接到請求保護的報告，卻遲遲沒有采取有力措施，導致局勢進一步危急，授予列強發兵進京的口實。不妨設想一下，假如當時仍然是李鴻章總督直隸（李是裕祿的前任），恐怕歷史將會改寫，直隸局面不至于失控。

裕祿的騎墻，是因為他在觀望朝廷的風向標。朝廷對義和團的態度一直很不明朗，在“主撫”與“主剿”兩條路線之間左右搖擺、進退失據。大致而言，當時的洋務派官僚主張與西方列強修好，懲辦挑釁洋人的義和團；守舊派親貴因為不滿列強干預慈禧的“訓政”與立大阿哥取代光緒帝的計劃，則企圖借“扶清滅洋”的義和團運動給欺人太甚的列強一點顏色看看。可以說，朝廷處置義和團運動的決策，將取決于洋務派與守舊派的勢力消長。而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后，頑固守舊勢力復熾，所以當前山東巡撫毓賢回到北京時，立即受到載漪等親貴的歡迎，又“在京結徐桐、剛毅等，多方煽惑，自稱為拳首，并捏稱義和團不畏槍炮，一派虛言，遍傳都下”，隨后毓賢便被任命為山西巡撫。

上面提到的剛毅，也是一個在義和團運動中導致局勢惡化、清政府與八國聯軍走向正面對抗的關鍵人物，義和團大舉入京，即是剛毅的“招團剿洋”主張所致。此公“日言仇洋，見談洋務者皆斥為漢奸”，1900年6月，曾受命前往良鄉、涿州一帶察看義和團虛實，結果他向慈禧報告說，“拳民忠貞，神術可用”，促使慈禧下決心向列強“宣戰”。6月21日，清政府下詔“宣戰”，并飭令各省督撫將各處“義民”“招集成團，借御外侮”，剛毅則與載勛被任命為統率義和團大臣，率領義和團同八國聯軍開戰。

說到這里，我們可以發現，前面所說的“漢人督撫多主張對拳民采取強硬手段，滿人督撫則給予義和團非常明顯的‘懷柔’”，不過是表象而已，事情的實質是洋務派與守舊派兩套治國方略的不同呈現。洋務派官僚控制下的東南各省，基本上保持著平靜的局面，當清廷在守舊勢力的操縱下向列強“宣戰”之后，主政東南的劉坤一、張之洞、李鴻章等地方實力派則與列強達成協議，拒絕北上“勤王”，史稱“東南互保”，避免了戰火南下。

義和團運動爆發于華北平原，還跟19世紀末中國北方的社會基礎息息相關。著有《義和團運動的起源》的周錫瑞先生認為，在與直隸接壤的魯西北，士紳階層十分薄弱、傳統的社會控制機制正在解體，這為拳亂的大規模傳播創造了條件。直隸的義和團即由魯西北傳入。而在士紳勢力較強大的魯西南，拳民勢力則受到地方士紳的控制，當袁世凱決意解決山東的義和團騷亂時，士紳群體的存在也提供了配合官府重建社會秩序的機制。來看山東巡撫衙門的一份表揚信：“李萬善既與李茂先同赴四鄉，竭力勸禁邪術拳會，解散脅從，在事出力，自各查照前案賞給五品獎札，以昭激勸。”說的正是地方士紳協助官方勸禁義和團、然后得到官府賞賜的事情。

義和團團民（資料圖）

直隸的情況稍有不同，義和團運動風起云涌時，有大量的直隸士紳加入了義和團，“京城士紳富戶，多有設壇者，皆稱壇主也”。這是何故？一份對 “19世紀末20世紀初直隸士紳文化心態”的研究發現，與更早接觸外來文化的東南諸省相比，直隸一帶的士紳普遍存在著強烈的“仇教排外”文化心理，“民間感于歷來國恥，及各處教堂教士之蠻橫，排外之心甚熱，亟愿得相當機會，合心并力以一雪其夙憤，以故邑中有識士紳，亦洋洋樂道其事（指義和團運動）”。這一士紳風氣，要等到義和團之亂平息之后才得以改觀。

東南的“互保”也不僅僅是洋務派官僚的主意，同時還有東南社會力量在推動。自洋務運動以來，東南各省興辦了大批洋務企業，傳統與西方文化的交融催生了一個強大的“士紳—紳商”群體，這個既保持著士紳傳統又對近代文明抱開放態度的城市精英群體，是東南社會最重要的穩重器。當拳民與洋人在北方亂戰之際，漢口九江等地的紳商便致電兩江總督劉坤一與湖廣總督張之洞，要求加強對長江和內河的防衛；上海的紳商則組織了一個“東南救濟善會”，保護教堂及傳教士；上海媒體紛紛刊發《保衛東南商務》、《保全南方之法》等社論，要求東南諸省當局維持中外和局、保障社會穩定。

張謇、陳三立、湯壽潛、汪康年等東南權紳，為促成“互保”，也奔走于督撫、洋人之間，穿針引線。張謇的朋友劉厚生曾透露：“當初張謇與何嗣焜、陳三立、沈瑜慶、湯壽潛、施炳燮六人（均為東南社會的士紳），決定拉攏劉坤一、張之洞兩個總督，聯合起來以‘東南互保’為名，而以推倒那拉氏政權為最大目標。”不管張謇當時是否有推倒慈禧的圖謀，但“東南互保”的實現，張謇確實發揮了大作用。張謇與劉進入坤一、張之洞關系密切，6月16日，英駐漢口領事“欲派水師入長江，幫助彈壓土匪”，張謇得悉后“力阻之”，同時電告劉坤一：“英水師欲據長江，若我不任保護，東南大局去矣。”18日，他策動劉坤一招撫盤踞長江下游的鹽梟徐老虎，避免徐老虎響應北方的義和團而鬧事；25日，沈渝慶在盛宣懷的授意下，游說劉坤一跟西人簽訂和約，劉坤一猶豫未決，是張謇的這一句話：“雖西北不足以存東南，為其名不足以存也；雖東南不足以存西北，為其實不足以存也。”讓劉坤一下了決心，電約張之洞與西人簽約。次日，《東南保護約款》遂在上海簽訂。

可以說，沒有東南社會整個“士紳—紳商”群體的同氣相求，“東南互保”是不可能出爐的。

庚子年的義和團運動很快就平息了。這場運動產生了一個非意圖后果，即以它的失敗，證明了頑固守舊的不合時宜，守舊勢力被清理出場，剛毅在追隨慈禧“西狩”途中病故，毓賢在蘭州被賜死，裕祿在戰爭中自殺。清廷終于下決心延續中斷了的維新事業，于是緊接著“庚子國變”之后，又有了“辛丑新政”。這也是歷史的吊詭之處。

文/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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