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選自亨廷頓《誰是美國人：美國國民特性面臨的挑戰(zhàn)》（程克雄 譯），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第7-10頁。早在2004年，亨廷頓已經(jīng)對美國的國民特性表示憂慮：

“從歷史上看，美國的特性涉及四個主要組成部分：人種，民族屬性，文化（最突出的是語言和宗教）以及意識形態(tài)。人種和民族單一的美國不復存在。美國的文化受到圍攻。蘇聯(lián)的遭遇表明，在缺乏人種、民族和文化共性的情況下，意識形態(tài)的黏合力是弱的。……蘇聯(lián)解體以及聯(lián)合王國可能分解的動向，在它們發(fā)生之前的十來年，都是沒有多少人預料過的。現(xiàn)在，也沒有什么人預料美利堅合眾國會解體或起根本變化。然而，冷戰(zhàn)的終止、蘇聯(lián)的解體、20世紀90年代的東亞經(jīng)濟危機以及“9·11”事件，都提醒我們注意歷史是充滿意外的。倘若到了2025年美國還是跟2000年的美國一個樣子，而不是成了另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它的自我意識和國民身份意識也還是跟25年前沒有什么區(qū)別，那倒會是最大不過的意外了。”（pp.9-10）

“9·11”以后展現(xiàn)出來的國旗是美國的象征，但旗幟并不能表達出美國的實質(zhì)意義。有些國旗，例如一些國家的三色旗、英國的米字旗、巴基斯坦的有星和新月的綠色旗，多多少少可以說明它們所代表的國家的特性。我們的星條旗圖像明朗，但只說明合眾國最初由13個州、現(xiàn)在由50個州所組成。除此之外，這旗幟還有什么意義，就任憑美國人和別國的人想象了。“9·11”以后國旗大量展現(xiàn)，很可能證明了國民特性在大家心目中重新占有重要地位，但可能也表明人們對于這一特性的實質(zhì)還不是很清楚。國民特性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會隨著外來威脅的強弱而急劇上下波動，可是國民特性的實質(zhì)卻是由各種各樣長期的、根本性的、往往還彼此沖突的社會趨勢、經(jīng)濟趨勢和政治趨勢逐漸慢慢形成的。涉及美國國民特性的實質(zhì)的那些關(guān)鍵問題，是不會在9月10日到9月11日一天之間就突然消失的。

“我們美國人”這句話，其主語就體現(xiàn)出國民特性的一個實質(zhì)問題。我們是“我們”嗎？我們是一種人，還是幾種人？如果說我們確實是“我們”，那么“我們”和“他們”即美國人以外的人們又區(qū)別何在呢？在于人種和民族屬性、宗教、價值觀、文化、財富、政治或別的什么嗎？美國是不是像某些人所聲稱的那樣，是一個“普世之國”，它所依據(jù)的價值觀對全人類來說都是通用的，原則上囊括了所有各國人民？或者，我們是否只是一個西方國家，我們的特性是由我們的歐洲傳統(tǒng)和體制所決定的？或者，我們是不是像“美國例外論”的鼓吹者二百多年來所說的那樣，有我們自己的獨特的文明？我們是否基本上是一個政治群體，我們的特性只存在于《獨立宣言》及其他開國文獻所體現(xiàn)的社會契約之中？我們是多文化的，還是雙文化的，抑或是單文化的；是一幅鑲嵌畫，還是一個大坩堝？我們有沒有超出于人種特性、民族特性和宗教特性之上的一種有意義的國民特性？

在“9·11”以后的時代，這些問題對于美國人來說是依然存在的。它們部分說來是筆墨之爭，然而，它們也是對于美國社會和美國內(nèi)外政策具有深遠影響的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人激烈辯論過不少事情，如移民和同化、多文化論和多樣性、種族關(guān)系和贊助性行動、公立學校和公共單位中的宗教、雙語教育、中小學和高校的教學大綱內(nèi)容、學校里的禱告和墮胎、公民身份和國籍的意義、外國勢力對美國選舉的干預、美國法律在國境以外的運用以及移民社群在國內(nèi)外日益增大的政治作用。所有這些事情從根本上說都涉及國民特性問題。在這每一件事情上不論采取什么立場，幾乎都得在國民特性問題上有所表態(tài)。

對外政策方面也是這樣。在20世紀90年代，人們對冷戰(zhàn)結(jié)束之后美國的國家利益是什么，進行了激烈、 廣泛和相當混亂的辯論。這種混亂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源于冷戰(zhàn)后世界的復雜性和新穎性，但這并不是人們對美國的作用掌握不準的唯一原因。國家利益來自國民特性，要知道我們的利益是什么，就得首先知道我們是什么人。

假如美國的特性就在于普世的自由和民主的原則，那么美國對外政策的首要目標大概就是把這些原則推廣到別的國家去。可是，假如美國是與眾不同的“例外”，那么在別國促進人權(quán)和民主的理由就不能成立。假如美國主要是多種文化和民族實體的聯(lián)合體，那么美國的國家利益就該是促進這些實體的目標實現(xiàn)，我們就該奉行“多文化的對外政策”。假如美國首先是一個具有歐洲文化傳統(tǒng)的西方國家，那么我們首先就要注意加強與西歐的聯(lián)系。假如外來移民使美國成為比較具有拉美裔文化特性的國家，那么我們的注意力首先就該放在拉丁美洲。假如美國的特性主要不在于歐洲文化，也不在于拉美文化，那么美國推行對外政策就不要跟我們與別國的文化聯(lián)系扯在一起。國民特性的其他定義還會衍生出另一些不同的國家利益和政策目標。對外政策上的爭論，其根源就在于我們在國內(nèi)是什么人這一方面有爭論。

大不列顛和北愛爾蘭聯(lián)合王國成立于1707年，美利堅合眾國成立于1776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lián)盟成立于1918年。它們的名稱表明，它們都是若干個實體通過聯(lián)合或征服而結(jié)在一起的聯(lián)合體。在20世紀80年代初，這三國似乎都像是有凝聚力的和成功的社會，它們的政府相對說來是有效的，在不同程度上都被承認是合法的，它們的人民作為英國人（British）、美國人和蘇聯(lián)人都有很強的國民身份意識。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lián)不復存在了。到了20世紀90年代末，聯(lián)合王國的聯(lián)合不那么強了，北愛爾蘭有人正為新政體而奮斗，蘇格蘭和威爾士正在實行權(quán)力下放，許多蘇格蘭人期盼最終獨立，英格蘭人日益普遍地自稱為English（英格蘭人），而不是British（不列顛人）。由幾個十字構(gòu)成的米字旗有分崩離析之勢，聯(lián)合王國到21世紀上半期某個時候也可能繼蘇聯(lián)之后成為歷史。

蘇聯(lián)解體以及聯(lián)合王國可能分解的動向，在它們發(fā)生之前的十來年，都是沒有多少人預料過的。現(xiàn)在，也沒有什么人預料美利堅合眾國會解體或起根本變化。然而，冷戰(zhàn)的終止、蘇聯(lián)的解體、20世紀90年代的東亞經(jīng)濟危機以及“9·11”事件，都提醒我們注意歷史是充滿意外的。倘若到了2025年美國還是跟2000年的美國一個樣子，而不是成了另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它的自我意識和國民身份意識也還是跟25年前沒有什么區(qū)別，那倒會是最大不過的意外了。

美國人在18世紀后期實現(xiàn)獨立時，人口不多，而且是清一色：基本上全是白人（當時黑人和印第安人還不能具有公民身份），是英裔人和新教徒，有著共同的文化，絕大多數(shù)人都忠于《獨立宣言》、憲法及其他開國文獻中所體現(xiàn)的政治原則。到20世紀末，美國人口增加了幾乎一百倍，多種族（大約69%為白人，12%為拉美裔人，12%為黑人，4%為亞洲裔和太平洋島裔人，其余約3%），多民族（沒有任何一種民族屬性的人占人口大多數(shù)），多宗教信仰（新教徒占63%，天主教徒占23%，其他宗教的信徒占8%，還有4%的人不信教）。美國的共同文化以及“美國信念”的兩條主要原則，即平等和個人主義的原則，受到了美國社會中許多個人和團體的攻擊。冷戰(zhàn)的結(jié)束使美國失去了一個邪惡帝國對立面。我們美國人已不是我們過去那樣的人，而且說不準我們將會成為什么樣的人。

沒有任何一個社會是永恒的。正如盧梭所言，“既然斯巴達和羅馬都滅亡了，還有什么國家能希望永世長存呢？”即使是最成功的社會，也會在某個時候遇到內(nèi)部分解和衰落的威脅，或是受到更加激烈和無情的外部“野蠻”勢力的威脅。最終，美利堅合眾國也會遭受斯巴達、羅馬等國家的命運。從歷史上看，美國的特性涉及四個主要組成部分：人種，民族屬性，文化（最突出的是語言和宗教）以及意識形態(tài)。人種和民族單一的美國不復存在。美國的文化受到圍攻。蘇聯(lián)的遭遇表明，在缺乏人種、民族和文化共性的情況下，意識形態(tài)的黏合力是弱的。像羅伯特·卡普蘭所注意到的那樣，可能有理由懷疑為什么“美國會比別的國家更可能走完由生到死的歷程”。然而有的社會當生存受到嚴重挑戰(zhàn)時，也能夠推遲其衰亡，遏制其解體，辦法就是重新振作國民特性意識，振奮國家的目標感以及國民共有的文化價值觀。美國人在“9·11”以后這樣做了。在第三個千年的頭幾年，美國人面臨的挑戰(zhàn)就是：如果不受到襲擊，他們是否還能繼續(xù)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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