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讀古書的毛澤東深知新國初立削藩之必要。而一些權傾一方的中共高級將領，也一樣深諳新政初行需要中央集權的道理。故國內戰爭結束不久，一方面毛澤東巧施謀略，另一方面各將領知趣而退，很快就再現了一場現代版的“杯酒釋兵權”。

由于戰爭原因，對建國初的地方軍政機構設置，中共中央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遷就于各大根據地和各大野戰軍，亦即各大山頭客觀存在的現實狀況。正是在這一基礎上，開始時實行了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區的管理體制。但基于黨高于一切的原則，各大區實行的是黨政軍一體化的領導體制。

當然，對軍事行動及其建政需要的這種遷就，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事實上，熟讀古書的毛澤東深知新國初立削藩之必要。而一些權傾一方的中共高級將領，也一樣深諳新政初行需要中央集權的道理。故國內戰爭結束不久，一方面毛澤東巧施謀略，另一方面各將領知趣而退，很快就再現了一場現代版的“杯酒釋兵權”。

彭德懷受命擔任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離開了西北地區；劉伯承則主動要求去籌建陸軍大學（即后來的軍事學院），離開了西南地區。林彪將原四野主力交給彭德懷帶去了朝鮮，自己以治病為理由去了蘇聯；聶榮臻被任命為代總參謀長，入住中南海，協助軍委處理全軍軍事作戰事務，無暇多顧華北軍區的工作。于是，建國不過一年時間，六大軍區司令員中，三位最具軍事才能的將領均脫離了自己的軍隊和地盤。聶榮臻雖仍兼任華北軍區司令員職務，其實也離開軍區的具體工作了。另外兩位，高崗不懂軍事，只有陳毅有指揮能力，但毛與陳合作多年，了解甚深，再加上陳與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長期不和，處處受到掣肘，也不存在鬧獨立性的可能。

將各大區主要軍事將領調開，還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1950年饒漱石抗拒毛澤東的提議，阻撓陳毅擔任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一事，讓毛澤東清楚地感覺到，長期在各大區擔任書記的地方領導人，同樣有可能發展到與中央分庭抗禮。同時，鑒于建國以來，中央機構設置，劉少奇掌管了組織人事和財經事務，周恩來統管了外事、統戰和經濟工作，黨中央最高領導中樞“頤年堂（毛澤東辦公地點）門可羅雀”的情況，讓毛澤東于1952年開始，陸續通過各種辦法，如改各大區人民政府及軍政委員會為行政委員會，成立與政務院平行的中央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把各大區書記，包括鄧小平、饒漱石和高崗，以及在地方上有較大影響的葉劍英等，都先后調到北京來，讓他們擔任中央一級的領導工作。1954年，又進一步把大區僅剩的負責的軍事將領陳毅、賀龍等，也都調到中央來了。

按時任高崗秘書的趙家梁所說，毛此舉實為“一石三鳥”。第一，各路“諸侯”進京，群英聚集，加強了中央的領導力量。第二，計劃委員會成立，在職能方面平分了中央政府的“半邊天下”,改變了周總理掌管一切國家事務的局面，同時也分擔了劉少奇主管的財經委員會的工作，“形成劉（黨務）、高（經濟）、周（外事與統戰）三足鼎立的新格局”。第三，把各大區首領調到自己身邊來，這是砍“山頭”、削弱“諸侯”大權的重要一步，“不失為調虎離山，防患未然之舉”。

趙之說法，不無道理。就砍“山頭”一點而言，大行政區的制度容易造成中央與地方權利切割，便利于各大區之間在利益上相互依托，進而向中央鬧獨立性的問題，在1953年的“高饒事件”中充分暴露了出來。高崗和饒漱石當時剛到中央工作不久，就很快利用其所占兩大“地方諸侯”的身份，在中央和地方四處串聯。高崗以“沒有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為由，強調“奪取革命的勝利的，還是要依靠人民解放軍”,聯絡各大區“諸侯”,試圖扳倒身為“白區”斗爭代表的中共中央第二號人物劉少奇。此舉雖因多數領導人反對而未能成功，但由此也促使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下決心迅速取消存在極大隱患的大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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