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語錄》中究竟有哪些具體內容、又在怎樣的背景或者語境下被引用？作為可以隨身攜帶的小冊子，《語錄》又在哪些場合出現？或者說：《語錄》的指導性文本和具體的作為行動者的讀者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經歷過60年代的中國人，很多都能提供和《語錄》密切相關的個人經歷。但遺憾的是，這些最具有歷史意義的細節(jié)在多數文章中都沒有得到充分的反映。有些文章中出現一些細節(jié)但可惜太少，例如前文中提到的在印度，馬祖達讓不同身份的參與者在一起讀《語錄》，以此消弭社會階層差別。就有關西方國家的幾篇論文來說，它們用了大量篇幅對這些國家的左派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之間的歷史聯系作介紹，再用很大篇幅對毛澤東思想和新左派社會運動之間在觀念和邏輯上的聯系作分析。例如關于法國的文章，一大部分用于新左派哲學家阿爾都塞和毛澤東哲學思想之間的關聯。此外，在關于阿爾巴尼亞、蘇聯和東德的文章中，有關這些政權和當時中國之間的關系的篇幅也占了很多。在大多數案例中，具體落實到《語錄》本身，還缺乏很詳實的材料。在這個意義上，這本書的很大一部分內容離小紅書的全球傳播“史”還有相當距離，和它與時代的關系之“論”更接近。雖然無可否認，它對這個題目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基本的和綜合性的史料。
在實證方面相對做得比較詳細的是有關《語錄》在東西兩個德國流傳的文章，題目是“東西德國的毛圣經”。其中對《語錄》的翻譯者和翻譯經過、西德學生前往東柏林中國使館獲取《語錄》的情況等等有相當介紹。文章提到了西德大學生占領校園的過程中出現的《語錄》，其中提到當時西柏林自由大學的建筑物上懸掛著大幅標語“一切教授都是紙老虎”，很明顯是毛語錄“帝國主義和一起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在西方校園運動中的變體。為了限制左派宣傳品的泛濫，西德警方宣布學生在公開場合出售書籍是違法經商。學生們想出了對抗的方法:因為學生出售西紅柿不犯法，所以他們宣布每個西紅柿賣兩個馬克（這顯然是遠高于西紅柿的市場價），但奉送一本毛語錄。這個行為不但合法化了《語錄》的公開流通，也暗指著《語錄》是可以投擲的“武器”，因為在和警方對峙中，學生經常投擲西紅柿，后來確實也曾投擲過《語錄》。
就《語錄》是如何通過與具體的社會運動相結合、甚至如何改變個人的生活作用而產生影響這個問題，值得一提的是書中有關美國的一篇論文：“就這本書–《毛主席語錄》和亞非裔激進主義的形成”。它詳細介紹了《語錄》在60年代美國的非洲裔和華裔激進青年左翼政治運動中起到的教育、動員和對具體行動的指導作用，尤其是在加州舊金山灣區(qū)這個60年代形形色色的激進主義組織集中的地方，很多內容是中國讀者非常陌生的。毛澤東60年代上半期發(fā)表的支持美國黑人反種族主義斗爭的言論和聲明引起了一些美國黑人政治活動家的重視，黑人激進組織“黑豹黨”的代表人物休伊·紐頓早在1966年前就開始閱讀毛澤東著作，從1967年開始就向運動成員推薦《語錄》，要他們認真閱讀。在《語錄》中提到“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地方，紐頓就說：“把它們換成黑豹黨和美國黑人就行了”。黑豹黨通過發(fā)放《語錄》來招募成員，建立組織，通過閱讀它理解斗爭的概念。由于《語錄》代表了非西方有色人種的革命理論，比正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和其他來源于歐美的批判理論更受非裔美國人的信任。美國的社會環(huán)境一向不利于激進的社會變革，更不用說是革命，而閱讀《語錄》，聯系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些非裔激進分子把毛澤東思想中“干革命”的概念理解為推翻現存制度的革命是可以制造出來的，而不是象傳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理論那樣要等待革命條件的成熟。觀念和行動比條件和環(huán)境更重要，這也是《語錄》特別受歡迎的理由。
在黑人激進分子的影響下，舊金山灣區(qū)貧窮的亞裔青年(以華裔為主也有日裔)中也出現了激進主義思潮和行動。根據當事人回憶，這些思潮和行動最初和閱讀《語錄》有關，然后在灣區(qū)黑豹黨的幫助下形成組織，模仿文革建立了“紅衛(wèi)兵黨”（“Red Guard Party”），是一個半軍事化集體。這個黨的綱領中直接引用了《語錄》原話，聲稱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共產主義，目前綱領是社會主義。此外還模仿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建立了“紅衛(wèi)兵黨”自己的若干紀律和行為準則。除了激進的政治要求，這個由華裔青年為主的政治運動從《語錄》中關于知識青年要和工農群眾相結合，要為人民服務的內容中得到啟示，開展了為華裔社區(qū)建立公共醫(yī)療機構和社區(qū)中心的活動，以此接近和發(fā)動群眾。有些參與者后來回憶說，《語錄》中關于知識青年只有參與社會實踐才能獲得真知的內容，尤其是“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只有親口嘗一嘗”的話對他們影響很大。有一個華裔家庭出身的女孩子，深受這個運動的影響，在1970年加入加大伯克利分校后積極參加激進的學生運動，一度被校方拒絕進入校園。她的父母是1955年離開中國大陸的，他們告誡她無論何時都不要相信“紅色語言”。但她在閱讀了《語錄》后感覺深受教育，后來干脆退學專門從事舊金山華人社區(qū)的健康衛(wèi)生等社會公益活動。加大伯克利分校是最早設立少數族裔問題課程的學校，有人認為這和60年代毛主義在非裔及亞裔中的影響有關。總的來說，《語錄》在激進的黑人和亞裔群體中的流行，和美國60年代興起的與主流白人文化相抗爭的族裔政治有一定關系，《語錄》中的階級意識形態(tài)被轉換成為底層的種族弱勢群體爭取權利的話語，這是它在美國流行的特殊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