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再次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與過去不同的是，這一次的大轉型是由中國驅動的。今天的中國再次從全球意義上來看待世界，中國再次認為世界能夠成為而且應該成為自己的經濟領域，中國再次把世界作為自己無限廣闊的市場，中國再次憑借自己的競爭力和創造力贏得中國的、區域的、也可能是整個第三世界的持續富足，唯一的條件就是整個世界成為中國的市場。因此，這次大轉型，既是世界的大轉型，也是中國的大轉型，更是思想觀念的大轉型。

世界的大轉型

資本的急劇擴張是世界大轉型的主要特征，資本力量的集聚速度超過了其他因素，整個世界很可能因此回到過去，回到一百年前的鍍金時代，也就是說我們身處2014年，但資本的復興又把我們扔回了1914年，而這又與西方社會的關鍵80年（1834-1914）密切關聯。對這種前景的擔憂讓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克提的嚴肅學術著作《21世紀的資本論》變成了一本暢銷書，就連保守主義的經濟學家克魯格曼也對其贊譽有加，美國的保守主義陣營出面聲討此書所揭示的“資本的復興”，但并不成功。正是資本的復興帶來了整個世界進程的大轉型，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2009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對資本主義和資本力量的大規模反思，都是這次大轉型的伴生物。

我們先來看一下皮克提所分析的世界歷史的大轉型到底是什么。其實很簡單，也就是克魯格曼反復提到的，保守主義者無法否認的基本事實，即資本的力量在最近幾十年再次回到了100年前的狀態，并表現為嚴重的兩極分化，在社會財富、收入分配上出現了兩極分化，收入最高的10%的富人、1%的富人、0.1%的富人的力量在最近這幾十年又再次回到了歷史頂點。這樣的結局是由于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內取得了空間的大勝利，世界經濟的歷史已經終結了，經濟自由主義獲得了全球性的支配地位。

斯蒂格里茨在卡爾?波蘭尼《大轉型》的2011年版序言中指出，經濟自由主義并未在20世紀90年代取得徹底成功。拉美正在從經濟自由主義的大本營變成了反對美國、反對經濟自由主義的大本營，英、法等歐洲國家內部也出現了對新的工業政策和社會政策的反思，這也是對社會保護社會的反向運動的反思。

而這樣一個世界歷史的大的轉型，并不是一種進步，而是一種倒退。資本主義產生的結果是倒退回了100年前，最富有的10%的人占有了50%—60%的社會財富。這樣的收入分配格局必將導致政治上的反應，這種社會反向運動不再表現為法律或政治框架內的常規反應，它表現為一種政治上的反抗姿態，這種反抗也是從美國開始的，比如占領華爾街運動，北非、烏克蘭、臺灣也可見這種徹底的政治不服從。這樣一種進程，我愿意將它稱為貧富分化或兩極分化的全球化。

這大概是對資本力量的最新同時也是最深刻的反思。而這種世界歷史進程的大轉型，與其說是一種前進，倒不如說是一種倒退。七十年前，卡爾?波蘭尼在《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這本書中就看得非常清楚，這就是英國圈地運動的總體社會后果、政治后果、思想后果。波蘭尼說，兩百年前，從1814年開始直至1914年，西方出現了罕見的百年和平，但前二十年還是有內部戰爭，因此，最關鍵的只有80年，從1834年到1914年。

在這關鍵的80年中，作為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產物，英國工人階級在三個方面真正誕生了。一是在政治上，被剝奪了投票權。二是在社會政策上，被剝奪了接受福利救濟的權利，他要自食其力，要出賣勞動力。三是在社會上被解體了，不再有完整的倫理共同體生活。人不再是一個完整的人，不再擁有社會、文化、教育、經濟等整全的主體性，完全變成了經濟客體。由此，英國市場經濟的最后一步，即勞動力的市場化徹底完成了，人本身以及整個人類社會都因此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轉型。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兩極分化第一次在人類社會變成了常量，政治經濟學由此得以形成，社會由此得以發現，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三大思潮潮流的爭論由此得以展開，這些放在一起，就是西方19世紀文明同時也是20世紀文明的全部實質所在。

波蘭尼的《大轉型》對這個市場的擴張進程的理解，幾乎完全是和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反著來的。在《國富論》里，勞動力、土地、貨幣的市場化，從一個地方性市場變成全國性市場，再變成全球市場，這個進程能夠帶來歐洲社會內部的普遍富裕，而這正是自由主義的治理術的前提和正當性所在。市場的出現是自古就有的，但是市場經濟這個東西是以全國性市場為載體的。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的全國性市場的確立才是市場經濟真正的形成。市場經濟形成之后，就把商品交換的邏輯擴展到非經濟領域，也就是擴張到社會、文化、思想、政治、倫理等領域，這也是它的一個自然的傾向。這種商品交換的邏輯取得對非經濟領域的支配地位，就形成了所謂市場社會。

但在波蘭尼看來，市場社會并不是什么人間天堂，反而帶來了嚴重的社會政治后果。這種后果可能是經濟意義上的，也可能是環境意義上的，或是人本身意義上的，因其負面性太過強烈，必然影響到社會成員的生存，因此產生哈貝馬斯所說的認同危機，而認同危機很可能會演變成為整個社會和政治領域的正當性危機。因此，必然會產生一種反向的力量，也就是反向的社會保護要求，不同的社會群體，比如農民、工人、環保主義者，都將要求政府做出法律和政策調整。

簡言之，所謂世界的大轉型就是市場力量的擴張和反向的社會保護運動，就是經濟自由主義與政府干預主義之間的拉鋸戰，悲劇的是，反向的社會保護運動并沒有取得成功，否則就不會有一戰、大蕭條和二戰。而今日世界的大轉型，只不過是又重新回到了兩百年前，回到了一百年前。

追問“治理的合理性”

波蘭尼有個經典論斷，斯蒂格里茨在《大轉型》的新版序言也提到了，就是“市場經濟是有計劃的，而計劃經濟恰恰是沒有計劃的”。市場經濟從分工、商品化、市場化的第一步到區域化、全國化和全球化的最終確立，每一步都離不開政府的干預。因此，市場力量的擴張和社會的反向保護運動這樣一對矛盾，從政治經濟思想角度來說，就表現為經濟自由主義和政府干預主義這樣一對孿生兄弟。這一對孿生兄弟的父親就是“國家理由”或者說“治理的合理性”，我們的世界是自由太少還是自由太多，是治理過度還是治理不足？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保守主義為什么都需要治理，治理的正當性是什么？

我們的議題在這里轉向福柯的《生命政治的誕生》和《安全、領土與人口》。《生命政治的誕生》從思想史的角度重新闡釋了《大轉型》，不是否認波蘭尼的思想，而是加強和升級。在政治思想史意義上，政治經濟學的誕生是追問“治理的合理性”的結果。政治經濟學從一開始就被視為“自由主義”的治理術，在福柯看來，政治經濟學就是討論“經濟的”政府治理的學問。這里的“經濟的”是一個雙關，一方面是關注政府如何管理經濟、管理財政，如何增加國民財富；另一方面是說如何去實現節約、有節制的治理。“經濟的治理”首先是“儉省的治理”，同時也是“安全的治理”。

福柯在《安全、領土與人口》中把“經濟的治理”視為自由主義治理術的合理性的開端。這個開端就是糧食的流通，由此規定了“市場的自然狀態”。在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流行的時代，西歐社會面臨嚴峻的人地矛盾，而良心敗壞的商人囤積居奇加劇了糧食短缺，自由主義用一種普遍主義的方式取代了自然災難論和道德控訴論。糧食的自由流通不僅可以保障利潤，而且被視為對抗食物短缺的安全機制，這種完全自由的糧食市場的流通，允許小范圍的饑餓，卻可以實現大多數社會內部的糧食供給，同時可以避免整個社會出現大規模的饑荒。這就是整個自由主義的市場理念的源頭，一切都讓市場決定，讓市場說話。

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從思想意識形態角度把市場建構為一種具有正當性的力量。個體在市場領域是可以做出任何他自己認為好的選擇，這是一種自然的偏好，一種自然的權利，一種現代人在現代社會的一種“天賦人權”。這種被賦予神圣性的“天賦人權”的源頭，是亞當?斯密奠定的，即勞動力自由出賣勞動的權利和雇主自由雇傭勞動力的權利。不過，對于這種自主選擇權，斯密本人具有非常強烈的反思意識，他認為這種選擇權把政治的支配轉變成了政治經濟意義上的買賣，把經濟購買力轉化成為對勞動也就是對人的身體的政治支配力，進而導致資本階級必然剝削和壓迫其他階級。這一批判意識的弱化直至徹底消失，導致了人們在現代西方經濟學教科書中再也找不到一個“整全的人”，“經濟學帝國主義”借助生物基因決定論走上了神壇，把自己變成了一種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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