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區域整合，離不開內陸與海洋的關系，當然也離不開怎樣將兩岸關系置于內陸與海洋的關系中去解釋。日本的亞洲論其實是從歐洲的海洋論發展而來，現在的臺獨論也是一脈相承。用海洋來貶低內陸是資本主義時代一個主要的特點。海洋和內陸的問題，確實需要一個世界史敘述才行，不能夠只講兩岸關系。臺灣海洋貿易史的研究把臺灣編織到海洋歷史的敘述里面去，卻省略海洋歷史跟大陸歷史之間的關聯。這的確值得解釋，從中國大陸的歷史角度值得解釋，從世界史的角度也值得解釋。

大陸觸及這個問題的是張承志，但他沒有談論臺灣問題。張承志講西班牙的伊斯蘭化和天主教的排斥性，將那個時代視為世界歷史的一個轉折點，背景是奧斯曼帝國的崛起和衰落。張承志從蒙古高原到穆斯林世界，從中國內外到兩河流域，建立起了一種不同于中國知識界主流的世界史譜系。這個譜系是在抵抗歐洲殖民主義的脈絡中展開的。奧斯曼帝國在15、16世紀的崛起是世界歷史的大事件，哥倫布探險、美洲發現和印度問題均與此有關，但這些事件大多被組織在歐洲中心的視野中。這一事件對于中國和內陸亞洲的影響如何？荷蘭人入侵臺灣（1624-1662）也正是這一浪潮的一波，只是適逢明清易代之際，中原王朝無暇旁顧這一海疆邊陲，直到鄭成功于1661-1662年進攻臺灣，建立第一個漢人政權。在臺南，訪問赤嵌樓，那個地方原是荷蘭人所建的“普羅民遮城”，也恰是鄭成功軍隊占領臺灣的第一個立腳點。占領那里有幾個主要的原因，其中一個是補給，當地有不少漢民可以提供補給，還有一個原因即那是一個可以控制西班牙航線的戰略要地。臺灣跟東南亞是連在一起的，攻占臺南可以開辟連接東南亞和東亞地區的新路線。臺灣在歐洲殖民史上的重要性是與因奧斯曼帝國崛起、沿大陸絲綢之路的東西貿易中斷相互關聯的。

奧斯曼帝國崛起對于中國的經濟和貿易的影響并不像對歐洲的影響那么大。除了還有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路線之外，不但中國大陸內部幅員遼闊，經濟互補性強，而且朝貢圈內的貿易關系也非常發達。第二次鴉片戰爭時，馬克思批評英國議會欺騙人民，因為議會討論掩蓋了以恰克圖為樞紐的中俄貿易規模遠超英國用槍炮換來的沿海貿易額這一事實。我三次去伊斯坦布爾，最近的一次還去了以佛所。這個地區的歐亞互動之豐富是驚人的。奧斯曼王宮里面有珍寶展，展品與大英皇宮相比也并不遜色。大陸基本找不到元青花，元青花基本上全集中到那里，量和種類都很繁多。除了元青花之外，還有許多西域民族的物品。奧斯曼蘇丹搜羅了許多成套的瓷器，是做日常之用的，這些東西是市場上買的，不是贈品。換句話說，這不只是朝貢關系，而且是貿易關系。對于歐洲來說，奧斯曼帝國的崛起是促使所謂大航海時代到來的一個主要原因，因為絲綢之路中斷，原來的貿易路線不再通暢，逼迫著開辟了另外一個航線。但從奧斯曼帝國的角度，與東方之間通過絲綢之路而展開的貿易并沒有中斷。中國早在哥倫布之前就擁有了遠航的技術，卻沒有那么大的動力去拓殖；鄭和下西洋，表明航海技術不成問題；清朝雖然是從北方來，繼承這個技術也不是大問題，關鍵的問題是他們沒有那么強的動力。這是不是原因之一呢？我沒有研究過，姑且先提出來思考吧。

清朝對臺灣的占領是出于政治一統的要求，而不是貿易的要求，在經濟上也并不需要臺灣提供多少東西。在鄭氏攻占臺灣之前，中原王朝沒有經略臺灣的動力。但鄭氏在臺灣建立政權之后，臺灣對于大清政治一統來講就變得不可或缺了。甲午戰爭后，臺灣的割讓是民族的恥辱，抗戰勝利后必須收回臺灣，也是這個道理。1943年開羅會議時，原本計劃討論二戰時期被日本占領領土的歸屬問題，但為什么最終確定1895年即淪為殖民地的臺灣必須回歸中國？臺灣對于中國的政治統一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清朝對臺的治理，區分“生番”與民人，這應該是由經略西北和西南的經驗而來。1870年代，臺灣山地人與琉球漁民發生沖突，日本人乘隙而入，他們質問清朝政府為什么不處置當地人。總理衙門的回答是：“生番”不在大清律治內，結果給日本留下了進攻山地人并非進攻大清的借口。其實，這種將“生番”與民人相互區分的做法，與清朝治理西北和西南的方式很相似。例如對于西南少數民族，清朝用土司制度進行治理，并不直接運用大清律。

1860年代，美國第一次攻擊臺灣；1870年代，日本第二次攻擊臺灣，就是以新的模式來沖擊清朝的秩序觀。我寫關于琉球的文章時也說過，日本人第一次攻擊臺灣用的是美國人的建議，不是日本人的獨創。美國人第一次進攻沒有得逞，美國駐廈門的總領事李仙得給日本的最重要的建議，就是把清朝經略邊疆時對番民關系的區分置于西方主權概念的框架下，重新確定內外關系。在清朝治下，以大清律和地方習慣法治理邊疆區域，形成了兩元結構的統治模式，也可以稱之為法律多元主義，其內外觀與西方國際法及其以主權為中心的內外區分完全不同。日本攻擊臺灣時的借口是：既然當地“生番”不在大清律治內，那么對于“生番”的攻擊就不是對大清的攻擊。在這個意義上，日本對臺灣的進攻不僅是日本與清朝之間的沖突，也是兩種秩序觀之間的沖突。現代中國，無論哪個政權，都不得不沿用西方的統一規則來經略邊疆，傳統的秩序觀瓦解了。事實上，所有具有豐富帝國傳統的國家在沿用這種模式經略邊疆的時候都會出現問題。共產黨早期處理得好，是因為它由下至上地推動社會變遷，但是當這一過程終結，上下關系固化的時候，對這個體制的抵抗不可避免地要爆發出來。大陸民族問題的爆發跟臺灣問題的情況不同，但是根源又有部分的一致性，這個根源都來自于西方在19世紀奠定的有關國家和國際關系的基本規則。我在寫《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的過程中，尤其是在寫第二卷《帝國與國家》時，就在思考是否存在不同于這一規則的、更為靈活的制度安排？歷史地看，統一或統合是存在多重可能形式的；統一或統合是一與多的辯證，也必定是一個多重參與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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