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好”，很榮幸和大家有機會見面。我不稱諸位為“同學”而稱“同好”，寄托了我的一個想法：“同學”只是一個事實性的描述，說明大家在一塊兒學習這個事實；“同好”則不同，有感情色彩在里面。既然諸位今天能來聽這種有學究氣的報告，我相信諸位是對學問有嗜好的。做學問有了愛好、嗜好，才能登堂入室，進入一種境界：一種執著、專注、心無旁騖、欲罷不能的狀態。現在我們回到正題。

“整體歷史”觀念與古代中西交流史研究

我今天給大家講的題目，叫做“整體歷史視野中的中國與希臘羅馬世界”，為了使意思更清楚，我加了一個副標題——“漢唐時期文化交流的幾個典例”。為什么要加上一個累贅的修飾詞“整體歷史視野”呢？大家知道，很長時期以來，我們的歷史研究和教學是分兩塊兒進行的，一塊兒是“中國史”，一塊兒是“世界史”，這個“世界史”實際上相當于“外國史”。這種劃分造成一個問題，就是治國學的人很少把他的視野往西學上擴展，治西學的人很少花精力去關心國學。由此造成的一個不好的結果，是這兩個研究方向的學者之間似乎都有一點相互看不起。做國學的人說：“你們學世界史的只是泛泛地用一些二道販子的材料，做一些不疼不癢的學問，還寫什么論文？”相反，做世界史的人覺得：你們做國學的人一天到晚就懂得考證一些個雞零狗碎的小東西，視野狹隘得很。大家都互相看不起，都不主動把自己的領域擴大一下，結果是研究路子越走越窄。古人說“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十年。” 在20世紀下半葉數十年成長起來的學者中，即使在引領風騷的人物中，也很少有人做到“學貫中西，博通古今”。這固然與政治干預有關，但也與學科體系的劃分不無關系。

實際上，學問之間并沒有那么嚴密的分野，東學西學皆為人學。以“整體歷史視野”研究歷史，尤其是各國、各地區交流史，在東西方都有很悠久的傳統。比如說，在西方，古希臘歷史家希羅多德的著作《希波戰爭史》，主要講公元前5世紀上半葉希臘與波斯之間的戰爭，可是它很詳細地敘述了波斯的歷史，此外還涉及到埃及、兩河流域、黑海地區、地中海以及意大利半島。希羅多德把他的視野擴展到了當時他所知道的所有區域，試圖從一個整體來敘述他所了解這些地區的歷史，因為在他的概念當中，這就是一個整體。再看我們中國，司馬遷的《史記》，時間跨度很大，地域范圍上也很廣，不但講中原，而且還講朝鮮、越南，特別是《大宛列傳》，把視野擴展到中亞地區，甚至連波斯、印度也包括在他的視野中。司馬遷的視野也是相當寬的。所以我們說，從古代以來，史家們就試圖從一個廣闊的范圍，即我們講的整體歷史的角度，來觀察當時所了解的世界。只不過，由于受到小農經濟的封閉性和世界各地交通不發達的影響，在今天看來，這種“整體歷史視野”在范圍上還是比較狹小的。

真正世界歷史意義上的整體歷史觀，是從15世紀末到16世紀初才產生的。我們知道，這個時期發生了一件重大事件，即歐洲人——嚴格地說是西歐人——的地理大發現。地理大發現是歐洲人開拓活動范圍的一個重大活動，以三個事件為重要標志：一是哥倫布在1492年到達了美洲，“發現”了美洲，二是達·迦馬在1498年繞過了非洲的好望角直接到達了印度，三是麥哲倫的環球航行。麥哲倫的航行發生在 1519年到1522年，麥哲倫本人沒有完成全部航行，他在菲律賓干預當地的沖突時被殺死了，他的伙伴完成了環球航行。

地理大發現之后，歐洲人的視野已經不再局限于歐洲，開始把他們的目光投向了世界其他部分，開始了大規模的殖民。歐洲人把大量的財富掠奪到了歐洲的同時，也把世界各地的消息帶回了歐洲，這樣就使得歐洲人的視野大大開闊了。明末清初的時候，由于耶穌會的東來、到達中國，把關于中國的報道寄到歐洲，歐洲人開始聽到了很多關于中國的事情。這些報道對歐洲人的思想形成了很大的沖擊。中世紀的時候，西方人是相信《圣經》的，可是到了中國以后，發現歷史遠遠不像《圣經》說的那樣從基督創世開始，要比它早得多，因此他們的世界觀受到沖擊，有所改變。到了啟蒙運動的時候，人們的歷史視野已經是非常開闊了。有一個說法：當伏爾泰（1694-1778）坐在巴黎，用中國的瓷器喝著阿拉伯的咖啡的時候，他考慮的問題已經不是僅僅局限于歐洲了。啟蒙運動以后，尤其是工業革命以后，歐洲的經濟和文化出現了一個大的飛躍，歐洲人自信心大增。歐洲經濟的迅速發展，造成歐洲人的文化優越感。這一時期歐洲人的整體世界觀，實際上是以“歐洲中心論”為特點的，也就是說，在它的整體歷史觀中，歐洲是中心，歐洲以外的地區處于次要的附屬地位。“歐洲中心論”雖然在以后的歷史發展當中受到挑戰，遭到一些史家批評，可是沒有被動搖和放棄，仍然占據主導地位。

20世紀初發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歐洲人的文化自信心受到挫折，大戰的發生使他們開始想一個問題：歐洲既然有這么好的文化，這么優秀的文化，為什么發生世界大戰這樣的災難？這是一個轉折，歐洲人對歐洲文化的信心開始動搖，所以后來有一個 “西方的沒落”觀念的興起。大家知道斯賓格勒（1880~1936）曾經有一本書就叫《西方的沒落》。此后歐洲人開始重新考慮歐洲的文化，認為它并不是像歐洲人自己想像的那么完美。二戰以后，這個觀念就更強了，尤其是一些著名史家如湯因比（1889~1975）等，他們的視野對“歐洲中心論”已經形成了強大的沖擊。到了今天，“歐洲中心論”或“西方中心論”顯然越來越沒有市場了。

我講這么多是想說明，真正意義上的整體歷史、整體歷史觀這兩個東西，一個是歷史的事實，一個是歷史的觀念，都是近代的產物，是近代以來才形成的。那么，我們為什么還要說，要把這個觀念用來觀察古代漢唐時期的中西交流呢？這就涉及到一個問題，我們怎么看待古代的中西交流。近代以后，西方人造成的沖擊波是遍及世界的。可是這并不等于說，在近代以前東西方的交流是斷絕的，或者說是沒有的。不是這樣。我打一個很簡單的比方，東西方之間的交流，在現代是洪水泛濫，在古代則像涓涓的溪流，規模雖小，但并沒有斷流。正是古代不間斷的涓涓細流才匯成了近代洶涌的洪流。從這個意義上，古代交流在世界交往史上的地位是需要重新審視的。我們需要看到“流”，同時要看到“源”。如果我們看不到“源”，找不到源頭的話，很多問題都解釋不清楚。這是我們強調整體史觀的一個原因。

從整體歷史觀念看，漢唐中國與希臘羅馬世界的交流，主要是通過三條道路。我們不妨看一下地圖。這是一幅二世紀歐亞大陸圖。我們首先看到的是草原之路。草原之路主要是從我國的河套地區通過戈壁沙漠到達阿爾泰山地區，然后往西通過巴爾喀什湖、咸海、里海，一直到達黑海。黑海沿岸在古代是希臘人的殖民地。這條路主要穿過歐亞草原，所以稱為“草原之路”。第二條是從長安——漢代的政治中心——出發，穿過河西走廊，到達敦煌，然后分南北兩路通過塔里木盆地，到達疏勒，越過帕米爾高原，穿過伊朗高原，一直到達地中海東岸。狹義上的“絲綢之路”就是指這條從長安到地中海的交通線。第三條從中國南部，現在廣東一帶出發，沿印支半島，通過馬六甲海峽，到達印度。到達印度以后，一路進入波斯灣，通過波斯灣沿兩河流域，往西擴展，另一路進入紅海，從紅海到達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從埃及通過地中海，將商品擴散到羅馬帝國。這三條道路從開辟的時間上講，北方草原之路為最早，其次是絲綢之路。絲綢之路在中國的經濟中心南移之前，也就是唐宋時代以前，發揮著聯系中西的主導作用。海路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近代。不過，由于中國的政治和經濟中心南移比較晚，海路的開辟晚一些。西方向中國的入侵，主要是從海路而來。

在漢唐時代，這三條道路上的交流媒介，主要分三類，一是使節—，國與國之間的使節；二是商旅，做買賣的商人和旅行者；三是宗教人士。以這三種媒介進行的東西方的文化交流，雖然未從根本上改變彼此的歷史進程，但在當時的文化發展中是有影響的。由于時間洪流的沖刷，這種文化交流的痕跡，在后來的歷史載籍中變得越來越幽晦不明，難以洞悉了。只有借助于“整體歷史視野”所展現的光明，我們才可能發幽探微，窺見歷史的本相。

這里要說明一下，我今天講的中國與跟希臘羅馬世界的交流，主要是講希臘羅馬世界文化向東方的流傳。為什么做這個選擇呢？主要是考慮到歷史資料問題。我們知道，中國的史學是非常發達的，典籍記載繁多且詳細，我們可以從中提煉出很多過去忽視的歷史事實來。以希臘羅馬典籍資料來研究中國文化的西被，可以留待日后進行。

典例一：使節與希臘羅馬神話傳說的傳播

我們知道，漢唐時代是中國向西部擴展的一個重要時期。西漢時，張騫于公元前138年、 119年兩次出使西域，目的是聯合西域各國來夾擊匈奴。他的出使被司馬遷稱為“鑿空”，意思是開通了東西方的交通。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事件。東漢時，班超經營西域三十年，鞏固了張騫開通西域的成果，維護了東西方的交流。從明帝永平十六年到和帝永元六年，即從公元73年到公元94年，班超利用西域各國的力量，把匈奴勢力逐出了塔里木盆地，將塔里木盆地南北兩緣全部控制在他的手下。在統治西域的這三十多年當中，他做了一件對東西交通影響很大的事，這就是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

甘英出使大秦這件事，《后漢書·西域傳》這樣記載其經過：

和帝永元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者皆賫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

這個記載看起來很簡單，大意是說，公元97年（和帝永元九年），甘英受班超的派遣，到達了安息西界，就是現在的波斯西部邊界，到了一個大海邊上，就停下了。在這里，與安息西界的船人即船工，有一段對話，聽了船工的話以后就回來了，沒有再繼續前行。這個材料很多研究中國古史的人都見過，可是都沒有進行仔細研究，發掘出其中包含的歷史信息。

首先一個問題是“大秦”。“大秦”這個名稱，是甘英以后才用來稱呼羅馬帝國的。它指的具體范圍，在很多情況下，是地中海的東部地區，以幼發拉底河為界。“大秦”名稱的由來，有很多說法。中國史書上有的地方講，是因為這個帝國的人身材高大，跟中國人差不多，才稱為“大秦”。等等。不過，較合理的解釋是，這個名稱可能來自波斯語，因為甘英是從講波斯語的船工那里聽到它；波斯語中Dasina，意思是“左”，“左”也就是西，指位于波斯的西方的羅馬帝國，波斯船員以Dasina稱羅馬帝國，相當于我們中國人以“泰西”稱歐洲。

第二，我們要搞清楚的，是這個“臨大海欲度”的“大海”。這里的“大海”指的是什么？過去有人考證它是咸海、里海，還有的人說是黑海，或者是地中海。我們看一下地圖。里海和黑海的說法不合適，現在基本上沒有人堅持了；現在人們討論的主要是地中海還是波斯灣這兩種說法。我的看法，應是波斯灣而不是地中海。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甘英到達了波斯西界的“條支”后，就沒有再往前走。如果是抵達了地中海的話，就已經是抵達羅馬帝國的領土了。波斯西界只能是幼發拉底河以東地區，只能是波斯灣地區。

第三是“條支”。“條支”有的時候也寫作“條枝”。“條支”這個詞來自于 Antiochia的后半部即tiochi(a)，是由“Antiochia”脫落前面的“an”音形成的，tiochi(a)就是“條支”。“條支”到底是在哪里？“條支”有兩個，一個是安條克，在現在的敘利亞境內，另一個是在波斯灣的灣頭。波斯灣頭的安條克是在塞琉古帝國時期建立的，它位于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交匯處，是交通便利的商品集散地，最初以Charax（Kerecène）見稱，公元前4世紀末亞歷山大東侵的時候占領此地，建立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后來被洪水沖毀。塞琉古帝國時期，安條克斯四世（Antiochus IV, 175-164）在這里重建此城，以他的名字來命名，叫Antiochia，這個城的建成大約是在公元前166年。公元前130年前后，一位叫 Spasinu的阿拉伯酋長占領次此地，又被稱作Charax-Spasinu，不久被安息帝國征服，成為安息附屬國。我前面講過，甘英所到的這個地方，并不是羅馬境內，而是“安息西界”即安息帝國的西部邊境，所以說這個“條支”應是波斯灣灣頭的這個“條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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