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緬甸正式成立“一帶一路實施委員會”，并公布了委員會的組成。這其中，國務資政翁山淑枝親自擔任主席一職，第一副總統敏瑞擔任副主席，內政部長、邊境事務部長、國務資政部部長等部長級領導擔任委員。

如此高規格的配置，讓外界對緬甸擁抱“一帶一路”的積極姿態高度關注，尤其是在“一帶一路”正陷入“債務陷阱”困擾之際，緬甸加速推進“一帶一路”，可謂“雪中送炭”，尤為可貴。

翁山淑枝上臺之后，緬甸主動擁抱“一帶一路”。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中緬石油管道正式輸油，皎漂深水港及工業園項目、經濟走廊及邊境經濟合作區等項目也簽署合作協議。這些大型合作項目的啟動，不僅重振了中國企業投資緬甸的信心，也使得因密松大壩事件受損的雙邊關系得到迅速修復。同時，這也使得中緬雙方更有信心和動力來推動“一帶一路”建設。

然而，這個過程并非一帆風順。比如，中緬石油管道直到去年5月才徹底打通“最后一公里”，正式運營。皎漂深水港和工業園項目早在2015年12月就中標，但直到今年11月才簽署了開發框架協議。中緬經濟走廊于去年11月由中國提出，今年9月才簽署諒解備忘錄。中緬邊境經濟合作區于去年5月提出，今年10月才完成選址工作。

中緬“一帶一路”合作進展不快的主要原因，在于緬甸對于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來推動中緬經濟合作缺乏足夠的熱情，這與緬甸政府將民族和解作為頭等大事來應對大有關聯。按照緬甸政治精英的理解，和平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沒有和平的環境，經濟發展就無從談起。

因此，在執政的頭兩年里，緬甸民盟政府對民族和解進程傾注了大量心血，希望能夠取得重大突破，從而積累執政業績和鞏固民意基礎。但遺憾的是，目前的實際效果并不盡如人意，民盟在民族和解問題上已經陷入“束手無策”的尷尬境地。

由于對民族和解問題的過度關注，經濟民生問題愈發凸顯出來（當然也不排除羅興亞問題對緬甸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實際上，自民盟執政后，緬甸的主要經濟指標基本上都落后于前任政府（登盛政府），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僅沒有得到切實改善，還出現了更多的問題。這一點在緬甸近期的議會補選中得到了一些體現，分析人士普遍認為，經濟表現不佳是民盟失去部分議席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任由目前的經濟頹勢延續下去，民盟在2020大選中的選情必然會受到影響。因此，民盟政府開始愈發重視經濟民生問題的改善。而在這一方面，緬甸能夠依靠的外部力量并不多，中國則是其中最主要的一支。在這種背景下，緬甸當然希望抓住機會，打一場經濟“翻身仗”，為2020大選積累政治資本。這也是為何緬甸近期對“一帶一路”熱情高漲，并密集采取重大措施的重要原因。

對于中國而言，緬甸是“一帶一路”向南推進的重點區域，是“一帶一路”順利“開花結果”的重要突破點。因此，中國提出建設中緬經濟走廊，希望以此提升中緬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水平，將經濟走廊打造成“一帶一路”的標桿。

實際上，目前已經有不少學者將中緬經濟走廊與中巴經濟走廊相提并論，認為這兩大經濟走廊將是中國“一帶一路”成敗的重要風向標。尤其是在外界對“一帶一路”的質疑聲越來越強烈、指責越來越頻繁的嚴峻形勢下，中國更需要加速推進中緬經濟走廊，以實際行動來破解外界對“一帶一路”的指責和悲觀預測。

正是在這些考量下，中國積極主動地推動緬甸參與“一帶一路”，尤其是經濟走廊項目。換言之，來自中國的催促和壓力也是緬甸加快推進經濟走廊建設的重要外部因素。比如，今年9月11日，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寧吉喆和緬甸計劃與財政部部長吳梭溫，在北京共同主持召開中緬經濟走廊聯合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雙方就中緬經濟走廊合作理念及原則、聯委會工作機制、早期收獲項目、合作規劃，以及推進重大合作項目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磋商，達成了廣泛共識，并成立發展規劃、產能與投資、交通、能源、農業、邊境經濟合作區、數字絲綢之路、生態環境、旅游、金融、信息，以及地方合作等12個重點合作領域專項工作組。

11月24日，寧吉喆又趕赴緬甸拜會翁山淑枝，并與緬甸計劃與財政部、外交部、交通與通訊部等部門領導會談。在中國的積極行動下，緬甸也成立相對應的委員會來加快推動“一帶一路”在緬“落地生根”。

毫無疑問，近期“一帶一路”在緬甸積極推進的局面，是由中緬雙方的共同需求所促成的。在中緬都成立高規格機構來推動“一帶一路”的情形下，“一帶一路”在緬甸的實施肯定會加快。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一帶一路”在緬甸就會一蹴而就。相反，具體合作項目的規劃、評估以及實施過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問題，仍需要中緬雙方妥善解決。因此，“一帶一路”在緬甸仍然是一個逐步推進的過程，只是在委員會及工作組等政府機構的督促和推動下，速度會有所加快。

作者：彭念 來源： 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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