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員離場

除了敏感信息的監管，謠言也成為微博平臺的宿敵。7·23動車事故后，“外籍死者獲賠兩億”等在微博上流傳的謠言，讓政府與民眾之間情緒對立。新浪微博雖然快速開展了輿論引導和輿情監測工作，但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時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劉淇為此視察新浪公司，要求其“堅決杜絕虛假信息”。

陳彤快速做出了回應，4天后，新浪首次以系統通知的方式，向旗下微博用戶發出兩條“辟謠公告”——“無償獻血被紅十字會以一袋200元賣給醫院”說法不實、“武漢少女被殺，疑犯被有權勢的父親保釋”說法不實。這兩條信息的發布者，還被新浪暫停使用賬號一個月，力度之大，引發諸多爭議。

其實，早在2010年，陳彤就建立了新浪的辟謠小組，包括組長譚超在內的7人，每天三班倒24小時監測可能引發社會輿論關注的信息。

辟謠小組有一個關注了2000多人的監控賬號，其中大V和活躍的公共賬號是多數，而判斷的標準是“這個賬號發出來的信息會不會產生轉發”。最忙的時候，他們每天需要求證十幾條“謠言”，實在忙不過來的時候，也會放棄那些“可能是謠言但不危害社會的信息”，比如“某某明星跟誰約會此類的花邊新聞”。

譚超印象里，涉及公共事件、食品安全以及矛頭直指政府的謠言傳播最快，最難說服用戶的則是有關城管、警察等強勢身份的謠言。曾有用戶發布了一張頭部受傷的老人照片，老人手抱著血跡斑斑的頭部，身旁倒著一輛自行車，微博配文解釋這位只想賣自家瓜菜的老人受傷被城管打傷。

辟謠小組后來查證，這張照片來自于一篇新聞報道——《高空飛落腐乳瓶 96歲老人出門被砸癱在地》。辟謠小組還找到了這位老人的家里，老人已經過世，兒媳確認了這篇報道。但辟謠微博發出后，不少網友質疑他們為城管擦鞋，攻擊他們沒有資格辟謠。

對于謠言最后的處理，陳彤是最終決策者，他曾對媒體說，“標準之一應該是虛假且有害的，能產生相當的負能量，嚴重影響受眾情緒，誤導判斷”。

譚超把辟謠小組稱作保安，目的是隨時保護運營方的安全。作為一家商業公司，“一些涉及重大公共事件的謠言，處理不好，就會很麻煩”。辟謠小組成員的兩次臨時人物擴充都是遭遇突發事件，一次是7·23動車事件，一次是日本海嘯，三班倒換成兩班倒，并且人員擴充到20多人。

這種時期，小組成員需要隨時對轉發量高的微博進行監控，并對一些發布“非常有影響力但可能是謠言”微博的用戶進行轉發和評論禁止。一旦一個謠言傳播開，比如外籍死者獲賠更多，就會造成很嚴重的官民情緒對立，處理不好就會影響到新浪作為一家商業公司的地位。

對于那些操控很多個賬號的造謠者，譚超坦言，當時也只能封停賬號。但在監管方以國家機器介入后，有了明顯的改善。2011年，最高法、最高檢出臺《關于處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2013年8月，微博紅人薛蠻子則因涉嫌嫖娼被拘留，2014年4月，網絡推手秦火火被判有期徒刑3年，這場網絡清理來勢洶洶，短短半年，數以百計網民因“造謠傳謠”被處理。新華社刊發評論《謹防大V變大謠》，呼吁大V們要“發出‘好聲音’”，切勿“給謠言插上隱形的翅膀”，《求是》雜志子刊《紅旗文稿》發表評論：“整治網絡謠言必須出重拳，要敢于打‘老虎’、管網站。”

隨著這場網絡清理，大V們敏銳的嗅覺滋長了現實層面的擔憂，很多人開始“三緘其口”，網友愛笑的風留言說：“大V們不發聲了，這里成了一個娛樂集中營，每天都是韓流明星的八卦緋聞”。

這個改變了中國輿論環境的平臺，在2014年，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尤其伴隨騰訊微信社交平臺的集中爆發，微博用戶流失嚴重。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不久前發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整體微博用戶規模同比減少9%。

作為新浪“最后一把保護傘”的陳彤，也在2014年10月22日宣布離職，轉戰一家被稱為中國發展最快的創業公司——小米，擔任內容投資和內容運營副總裁。

這位曾經作為新浪微博前臺裁判員角色存在的前總編萬萬沒有想到，自己在離職2個月后的一條玩笑式的微博，會一夜之間滋長成為一條迅速失控的謠言。此后，陳彤刪了原微博，轉發了一條解釋臺詞出處的微博，但他的464萬粉絲并不買賬，關鍵詞趙本山的微博搜索指數相比平時足足上漲了47倍。

漸行漸遠的新浪微博，已經成為這個微博締造者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

本文來自博客天下雜志，原文標題為《陳彤和消逝的微博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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