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作為以美蘇為首的東西方兩大陣營之間持續近半個世紀之久的一場全面較量，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特性和“總體戰”的特征。期間雖然也曾爆發過如朝鮮戰爭和古巴導彈危機那樣激烈的軍事沖突與危機，但隨著戰略平衡的形成，加之核武器的威懾效應，雙方的對抗越來越多地呈現為了一場“人心之爭”。
正是在此背景下，心理戰和對外文化宣傳在美國冷戰戰略中逐漸獲得了難以低估的重要地位。美國在這一時期，一方面通過廣泛動員知識和學術力量進行相關的戰略研究，另一方面也積極利用其文化資源展開公共外交活動。
本期外刊掃描將通過介紹兩項案例研究，向讀者講述傳統冷戰史敘事中被遮蔽的一些故事。
1 威廉·福克納的海外文化宣傳之旅
整理自：Deborah Cohn, “In between propaganda and escapism”: William Faulkner as Cold War Cultural Ambassador, Diplomatic History, Vol.40, No.3 (2016), pp.392-420.
1949年，美國小說家威廉·福克納榮獲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這一消息或許讓當時包括福克納本人在內的不少人感到意外，他的作品長期以來并不被主流的美國文學界所看重，他本人也被評價為是一個“次要的、反啟蒙的小說家”。這種看法與福克納的南方人身份以及他作品偏離傳統的怪異風格有關，《紐約時報》在福克納獲獎后發布的社評中就說，這位作家“所關注的是一個十分殘忍、墮落、頹廢和腐敗的社會，美國人一定迫切地希望，諾獎的頒發和福克納作品在拉美及歐洲大陸的流行并不意味著外國讀者認為他描繪了美國人典型且真實的生活。”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風格飽受質疑、離群索居的作家，卻在國外受到了廣泛的追捧，其作品也被多國翻譯出版。美國國務院的官員們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在1954年到1961年間數次邀請福克納作為親善大使出訪拉美（1954年和1961年）、亞洲（1955年）、歐洲（1955年和1957年），國務院希望利用福克納的國際吸引力，幫助美國加強與盟國的聯系并改善與部分國家的外交關系。
勞倫斯·施瓦茨著《為福克納創造聲名：現代文學批評的政治學》（1990年出版）
有趣的是，在福克納地位身份發生轉變的同時，文學界也開始了對于這位諾獎作家的重新評價。勞倫斯·施瓦茨（Lawrence Schwartz）的研究表明，在1940年代末，諸如文學評論家馬爾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和作家羅伯特·沃倫（Robert Warren）等人就已經致力于重新確立福克納及其作品的地位，他們一方面掃除了過去貼在福克納身上的“南方民族主義者”的標簽并且有意忽視了其寫作中粗制濫造的部分，另一方面他們將福克納塑造成一位“直面人類境況”、“寫作具有永恒和普遍性質主題”的美國作家。文學現代主義（福克納是文學現代主義的代表人物），連同抽象表現主義、爵士以及舞蹈在戰后冷戰環境下都得到了肯定性的評價和政府及基金會的資助，它們的存在被看作是民主社會中藝術家擁有表達自由的象征。
而在美國國務院官員眼中，福克納能夠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于美國的國際聲望顯然也具有重要意義，當時的一位美國官員便曾經表示，“在共產黨在海外宣揚’美國無文化’的日子里，（我們能夠）擁有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是對他們最佳的反駁。”當福克納在斯德哥爾摩受領諾貝爾獎并發表獲獎演說時，國務院就已在考慮將其作為海外文化宣傳使者的潛在人選，在場的一位部門官員在深受福克納演說鼓舞后，形容他的演說代表了“自由世界對任何奴役人類精神力量的挑戰”。因此，很快國際教育交流處（IEES）就向福克納提出要求，代表美國進行海外訪問。
對于政府發出的邀請，福克納的態度最初是模棱兩可的。一方面，眾所周知，福克納極其地厭惡社交活動、旅行和應付記者，《新聞周刊》曾形容他是“我們這個時代被談論最多的作家，是被談論而不是與之談論”；另一方面，福克納強烈的反共熱情壓過了他對于國內種族主義問題的關心，他本人深知這些海外訪問在戰略上的重要意義，清楚他與外國民眾之間的交流很可能會直接提升美國的海外形象。最終，抗擊共產主義的使命感還是占據了上風，他同意了請求。
第一次海外訪問是1954年出訪巴西、秘魯和委內瑞拉，總體而言，這次訪問的結果讓國務院喜憂參半。秘魯之行還算順利，被隨行官員評價為是“一場徹底的公關勝利”。但到了巴西，麻煩出現了。福克納犯了酒癮，這使得他沒能出席原先安排的最初幾天的官方活動，美國駐巴西大使也不得不派人陪伴這位作家，以免任何不利的消息泄露給共產黨的報紙。
次年福克納進行了第二次海外訪問，這次是前往日本的長野參加由美國新聞處（USIS）組織的一次主題為美國文學的學術研討會。美國新聞處一直希望在戰后的日本知識教育界培育支持日美同盟的力量，削弱伴隨著工人運動壯大起來的日本共產黨勢力，這次研討會正是這一努力的一部分。二戰以前的日本并無對美國文學的系統研究，也很少有美國文學的專家。福克納在日本受到了熱烈歡迎，他在長野停留了兩周時間，之后又在東京和京都待了幾日，訪問了多所大學與教授學生進行交談。與此同時，美新處積極開展宣傳，印發了10萬份福克納所寫文章《致日本青年》，并拍攝了一部片長14分鐘的宣傳片《日本印象》，期間福克納還與日本第一位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學家湯川秀樹會面，這無疑進一步增加了他的公眾知名度。在京都，當有人問他對于“政治責任”的看法時，福克納說：“我（承擔政治責任）的方式就是向所有人揭示真相，至于如何評價留給每個人去作判斷。我可以說我走在了路的中央，介于宣傳和逃避主義之間。”然而實際上，福克納對于政治問題的回應往往更接近宣傳而非逃避主義，他猛烈地抨擊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以及任何形式的激進主義，認為民主盡管有著種種缺陷，但卻已是人類能夠設計出的最佳政治組織形式。他說，“我并不認為（今日世界）存在著兩種意識形態，我相信它們之中只有一種是意識形態，因為另一種只是一種人類的信仰，即沒有任何一個政府能夠不受被統治者的同意的制約。”福克納的日本之行收獲了巨大成功，一位記者記錄道：“在來到這些島嶼之上的人中，很少有人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里留下如此多令人懷念的東西。”由于日本之行的成功，美國駐菲律賓大使也向國務院提議增加訪問菲律賓的行程，最終原定三周的總行程最終增加到了近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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