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經典的人口轉變“理論”即第一次人口轉變, 是概括描述18世紀后期以來一些西歐國家因為社會經濟、技術和文化的變化而出現的生育和死亡下降的現象。該理論指出伴隨著西方工業化、現代化, 人口都會從一個以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為特征的近乎靜止的狀態, 轉向一個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長的人口狀態。傳統人口轉變理論雛形是由法國學者蘭德里1909年于《人口的三種主要理論》一文中率先提出的, 后來許多著名的人口學家又對這一理論進行了補充和完善。雖然作為一種現實, 人口轉變這一過程至今只完整出現于部分國家和地區, 而且開始和結束的時間各不相同, 但是作為一種理論模型, 它揭示了人口發展的軌跡和規律, 在后發國家中具有一定的解釋力和預測性。

20世紀中葉之后, 廣大發展中國家紛紛從殖民統治中獨立并走上現代化道路, 而其人口轉變也陸續啟動。針對20世紀二戰以后廣大發展人口轉變自身的變遷過程和特點, 美國人口學家安斯利·寇爾 (Ansley J.Coale) 指出, 戰后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轉變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生育率轉變較之于死亡率變化的滯后性, 而這種滯后的后果則是發展中國家人口規模的迅速膨脹。諾德斯坦 (Notestein) 就曾指出, “死亡率相對迅速的下降是對外部變遷的反應, 因為人類總是渴望健康。然而, 生育率的下降則有待于舊的社會經濟制度的逐漸消失和有關家庭規模的新觀念的逐步確立。”可以說, 在二戰結束以后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轉變中, 人口生育率滯后于死亡率的變化是一種普遍現象。

自新中國成立, 伴隨著社會經濟快速發展與醫療水平迅速提高, 我國人口死亡率迅速下降, 開始了人口轉變, 短短不到50年時間就基本完成了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的人口轉變歷程。與西方發達國家傳統人口轉變不同, 首先, 我國人口轉變的動因不同。我國人口轉變除了現代化的內在驅動力之外, 還有人口政策特別是生育政策的強力干預, 這是我國后半段人口轉變的突出特點, 被學界稱之為外生型人口轉變。其次, 雖然從全國平均水平來看傳統意義上的人口轉變已經完成, 但是其內部存在結構性差異, 廣大的西部欠發達地區特別是少數民族人口聚居地區, 經濟發展落后, 教育醫療條件基礎薄弱, 又有不同于內地漢族人口的生育政策, 使得其人口轉變與西方國家內部相對同步的人口轉變不同, 中國人口轉變存在其不平衡性。

聚焦新疆, 在不平衡的全國人口轉變過程中, 新疆人口轉變有相對滯后性和結構差異性的特點：

滯后性是相較已經完成了人口轉變一段時間的全國人口平均水平而言的。對于處在轉變末期階段的新疆而言, 這種滯后性主要是指生育率轉變的不穩定性。

結構差異性 (即內部不平衡性) 是指, 不僅新疆整體上經歷的人口轉變歷程不同于國內其他省份, 而且其內部的不同地區、不同民族、兵團與地方也經歷了不同的人口轉變路徑。

本文嘗試以結構差異性視角來描述新疆人口轉變的過程, 呈現一個后發現代化國家中邊疆地區相對完整的人口轉變模式；為新疆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一個更基礎的參考依據。

新疆人口轉變的研究視角

筆者按照宏觀現代化進程和結構差異的視角來對新疆人口轉變進行劃分。所謂結構差異性視角是指從總體內部異質性入手, 從內部差異劃分著眼, 按照最能反映總體內部差異的特征來劃分總體, 這樣我們可以從以下3個方面來描述分析新疆人口轉變, 從而實現在內部差異性中把握總體。

首先, 從區域發展視角來看,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處祖國西陲, 全區總面積達一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 占全國土地面積的六分之一。天山山脈將新疆分為三個區域, 通常稱天山以北為北疆, 天山以南為南疆, 天山東麓為東疆。不同的地理環境、氣候條件及生產方式深刻地影響著三個區域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就人均地區生產總值來看, 2015年北疆為62755元, 東疆為49831元, 而南疆僅為26123元, 南疆整體經濟發展水平明顯落后于北疆和東疆, 三個區域呈現出明顯的發展梯度。社會經濟發展是人口轉變的原動力, 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必然帶來三個區域不同的人口轉變路徑。所以分別考察并比較北疆、東疆和南疆人口轉變能夠更好地展現新疆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下的人口轉變過程。

其次, 從民族屬性和人口政策上來看, 新疆是多民族、多文化和政策差異地區。據2016年新疆統計年鑒數據顯示, 2015年末新疆總人口2359.73萬人, 其中少數民族人口為1498.63萬人, 占全區總人口的63.51%;其中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人口達1459.01萬, 占新疆少數民族總人口的97.36%。信仰差異背后也是文化和生活習俗的差異, 這種差異直接體現在居民看待生育、死亡和遷移的態度和具體行為上, 這種不同的宗教文化影響了人口轉變的軌跡。同時由于我國的人口計劃生育政策在少數民族和漢族之間存在著差異, 不僅生育控制的尺度不同, 而且執行的嚴格程度也不同, 這必然導致其人口轉變的后半段即生育率轉變, 產生少數民族和漢族人口的差異。所以考察新疆少數民族和漢族人口的轉變, 能夠發現新疆內部不同民族人口群體和不同生育政策干預下的人口轉變過程。

最后, 從人口屬地建制構成來看, 新疆存在著與內地不同的生產建設兵團。生產建設兵團是一個特殊的行政區劃單位, 作為全國最后一個生產建設兵團, 兼具戍邊和屯墾兩大職能, 實行“軍、政、企”合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下設兵團、師、團三級, 團級單位除團場之外還有六個縣級市。在兵團除了大量的部隊轉業人口, 還有大量的外遷人口, 是一個以遷移變動為主的區域, 人口轉變過程也深受其特殊人口結構的影響。2016年年鑒數據顯示, 2015年末兵團總人口276.56萬人, 其中漢族人口234.75萬人, 占兵團總人口的84.88%, 是一個在少數民族自治區內漢族占絕對多數的特殊區劃單位。這種特殊的人口構成使得兵團表現出不同于新疆作為整體的人口轉變過程。同時, 兵團呈現出新疆特殊的開放人口與新疆地方相對封閉人口的轉變差異。

綜上所述, 筆者將會從經濟發展區域、民族構成、兵團建制三個角度對新疆人口轉變進行描述和分析。新疆在這里是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這一行政區劃, 并不是寬泛的地理概念或是文化概念。新疆人口是指自建國以來自治區區內的人口 (自治區雖在1955年10月1日成立, 但早在建國之前自治區雛形已經形成) 。描述和討論新疆人口轉變就是聚焦于這一特定時空之下的人口轉變的歷史過程。

新疆人口轉變概述

新中國成立伊始, 新疆人口轉變同全國一樣開啟 (見圖1) 。按照人口轉變理論的四階段論來看, 新疆人口轉變的第二階段始于建國之初, 即死亡率下降階段。幾乎所有的人口轉變都是以死亡率的下降為開端的, 死亡率在解釋 (第一次) 人口轉變中扮演了一個中心角色。在人口轉變的第二階段, 死亡率的下降帶來人口數量的激增, 尤其是對于后發國家來說, 后發優勢使得各種醫療技術和設備能更快地投入使用, 從而使死亡率下降得更快。

新疆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就體現出了這種后發優勢, 當然這也有建國后的醫療福利制度的作用, 比如赤腳醫生制度 。在新疆人口轉變的第二階段 (1949～1973) , 死亡率從建國初的近21‰下降到1966年的9.4‰, 在此期間新疆雖然也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 但死亡率波動并不大, 沒有高于出生率出現人口負增長。1973年新疆人口死亡率已經降至7.8‰, 并一直持續低死亡水平, 由此對新疆人口數量的增長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出生率來看, 建國初期一直維持在30‰以上的高水平, 在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 (1959～1961) 短暫的下降之后, 新疆人口出生率從1962年至1973年繼續維持了十多年的30‰以上的高水平, 1964年還一度達到了42.26%的峰值水平。可以看出, 這一階段新疆人口的自然增長, 主要是由迅速下降的死亡水平所主導的, 而隨后的人口轉變更多的是受出生水平變化的影響(見圖1) 。

圖1 新疆自治區1949～2015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
資料來源:《新疆人口統計年鑒1999》《新疆人口統計年鑒2016》,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統計局官網;《中國人口》 (新疆分冊) ,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 1986:75。

從1973年開始新疆人口轉變進入了第三階段, 即人口生育水平開始下降。在此階段, 死亡率已經處于較低水平且穩定的階段, 對人口總量和結構的影響減小。從1970年代初期開始, 由于新疆漢族人口受計劃生育政策 (“晚、稀、少”等) 的影響, 人口出生率出現了大幅下降, 從1972年的38.3‰下降到1982年的21.16‰, 下降了近一倍。人口數量與結構的變動由死亡主導變為生育主導。不過, 由于新疆計劃生育政策對少數民族、牧民、農村居民的影響有限, 而恰恰這三類人群在新疆的比例又較高, 所以20世紀80年代以一孩政策為主的只針對漢族人口的計劃生育政策并沒有帶來全疆人口出生率的進一步快速下降, 截至2015年, 人口出生率仍為15‰左右, 三十多年出生率只下降了5個千分點。當然, 新疆相對內地較高的人口出生率還有一部分是由遷移人口年齡結構帶來的影響。

從2010年開始, 新疆人口進入轉變的第四階段, 人口出生率徘徊在15‰左右, 死亡率水平則在5‰左右。由于長壽是人類社會發展追求的永恒目標, 所以一般死亡水平的下降雖然遲緩但不會停止, 不過隨著新疆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 死亡率會表現出緩慢上升的趨勢。新疆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長率在2010年后略有上升, 隨著人口出生率和自然變動的相對平穩, 人口機械變動將會左右新疆總人口的走向。

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 新疆人口在變化模式上有相似之處, 表明有共同的影響因素在起作用, 比如新中國成立后的醫療服務體系的建立、三年困難時期和計劃生育政策等等。

但是從局部來看, 二者又有不同, 在轉變的開始階段, 全國平均出生率為36‰要高于新疆的30‰;死亡率相差不大, 均為20‰左右, 說明就人口增速來看, 新疆人口自然增長速度起初要低于全國平均水平, 這與新疆的自然條件和經濟發展水平有關。就死亡率而言, 建國后死亡率都迅速下降,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 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 新疆只受到了輕微的影響。到21世紀全國平均死亡率穩定在7‰左右, 而新疆僅為5‰, 這當然與年齡結構有很大關系, 新疆仍然是一個相對年輕的人口。一般認為我國人口轉變完成是在20世紀末, 但新疆人口轉變的完成要晚十多年。目前, 全國人口平均出生率穩定在12‰左右, 而新疆的出生率卻依然波動在15‰左右。

圖2 全國1949～2015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 (1997、2016) , 國家統計局官網。

可見, 新疆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 其人口轉變存同也存異, 人口轉變的差異不僅僅是發展階段滯后造成的, 也與新疆內部多重差異有關。新疆的地區差異、民族差異以及建設兵團和地方的差異使得新疆內部人口轉變各帶有其自身特性, 因此只有從其內部的具體結構出發, 才能將新疆人口轉變的多樣性更加清晰的呈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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