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疆兵團人口轉變

在新疆人口轉變的過程中, 除了區域差異、民族差異, 其實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與地方之間也存在著較大差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2015年末總人口276.6萬人, 占全疆漢族人口的32.0%, 占全疆人口的11.7%。作為全國最后一個生產建設兵團, 雖然在20世紀70年代曾一度被撤并, 但其基本保持了屯墾和戍邊兩大職能。無論是戍邊官兵, 還是大型團場從事工農業生產的群體都極大地影響了兵團人口結構。根據2016年統計年鑒數據, 新疆兵團總人口的性別比為110, 男性要明顯多于女性;此外, 勞動力人口比重比較高, 2015年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70.7%, 人口呈現兩頭尖中間寬的菱形。2015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為1.2‰, 機械增長率為10.7‰, 機械增長占總增長的90%, 是自然增長的近10倍, 所以人口遷移增長是兵團主要的人口增長方式。由于人口遷移因素的強烈影響, 兵團人口顯示出了其人口轉變的獨特性。

圖5 新疆兵團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長率 (1953～2015) 下載原圖
資料來源:《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統計年鑒 (1996) 》,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統計年鑒 (2016) 》。

從圖5可以看出, 兵團人口的轉變不同于一般的人口。由于第一批兵團人口大多是解放軍戰士和轉業軍人及其家屬, 所以年齡較輕, 而且身體健康, 從一開始兵團的死亡率就處于一個很低的水平, 從1953年到2015年六十多年間, 兵團死亡率未超過6‰, 整體出現了一個十分緩慢的上升, 從3‰左右上升到了5‰左右。這一方面是由于年齡結構的原因,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兵團人口構成發生了變化, 從原來以軍人為主體的人口, 到后來以居民為主體, 所以死亡率才會有這樣微弱的變化。從出生率變化來看, 在兵團成立之初, 因為軍隊的性別比問題, 難以實現普遍的婚配, 所以出生率十分低;但是隨著軍人的定居, 從外地遷入的女性和當地女性成為兵團軍人成婚的對象, 加之國家有計劃、有組織地從內地組織大批青年移居新疆提高了適婚和育齡人口所占比重, 所以出生率出現了一個迅速的攀升, 從起初的15‰到60年代達到峰值的55‰, 高出生率水平持續了十多年時間。

20世紀70年代, 隨著計劃生育政策在兵團局部開展, 加之兵團建制1975年撤銷, 農場企業劃歸地方帶來兵團人口大量減少, 這些因素共同導致了兵團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 到80年代中期, 出生率已經降到了10‰左右, 十幾年的時間下降了40‰之多。80年代中后期, 隨著兵團的恢復, 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 兵團人口又出現了回升, 大量外來育齡遷移人口拉升了持續下挫的出生率 。

新疆兵團的人口轉變, 因為死亡率幾乎不變, 所以按照出生率的變化趨勢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軍人轉業定居階段 (人口遷入階段) , 出生率穩步提高, 類似于人口轉變四階段論的第二階段;20世紀70年代兵團人口高出生率在維持了10年左右的時間之后, 出生率出現了大幅持續下降;80年代之后, 兵團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進入低水平的平穩階段, 基本完成了人口轉變。如今新疆兵團的人口出生率持續走低, 近幾年接近死亡率, 自然增長率接近趨于零增長。

對于兵團這一本身具有生育潛力的人口, 并沒有維持太長時間的高出生率, 由于占兵團絕大多數的漢族人口婚育觀念已經發生了轉變, 同時還由于遷入的人口多是來自已經完成人口轉變的地區, 所以可以預見, 即使新疆兵團未來的定居人口增加, 人口生育水平上升也不會十分明顯。

結語

人口轉變是西方人口學家根據西方人口變化資料總結形成的經典人口理論, 在解釋后發國家人口轉變的過程中本身就存在著不適用的情況, 人口轉變的地區特色已經在許多研究中呈現出來。新疆作為西部欠發達的省份, 與內地其他省份相比, 在人口、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各方面都存在著較大差異。就新疆整體而言, 新疆人口轉變不僅滯后于全國平均水平, 而且新疆內部還存在著很大差異性。

就新疆內部差異方面, 首先表現在地區差異上, 北疆人口轉變先于南疆, 城市先于農村;其次, 表現在民族差異上, 漢族人口轉變先于少數民族;此外, 新疆兵團人口轉變呈現出特殊軌跡。隨著國家生育政策的逐步放開, 尚處于生育率不穩定的新疆部分地區和民族人口可能存在著反彈的態勢。事實上, 由于新疆內部結構差異性較大, 任何忽視這種差異性的描述都會掩蓋新疆人口轉變的雜糅性和復雜性。因此, 從內部結構差異的視角來描述新疆人口轉變, 能夠更清晰的呈現出新疆人口轉變的特征和趨勢。

新疆人口內部結構三個維度的描述易于我們對新疆人口轉變特征的理解和解釋。當然這三種結構劃分本身存在著交叉性, 比如南疆地區與少數民族相疊加, 兵團建制與漢族人口高比例相重和, 所以即使做出了相應的劃分, 各局部人口轉變的原因凸現出來, 但仍然不能忽略其他因素的影響。人口轉變的影響因素是復雜的、綜合的, 即使分析的單位落到了地市一級。事實上, 從新疆人口轉變結構上的差異性, 階段上的不同步性, 影響上的復雜性可以折射出新疆在社會轉型期、現代化進程中發展問題的特征。筆者希望通過以上結構差異分析, 從人口轉變的視角透視分解出新疆發展問題的“多元”性, 期望引出對新疆問題中的“雜糅性和復雜性”的再思考, 牢牢把握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向心力, 促進民族團結推動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 更好地實現國家一帶一路發展愿景。

最后, 雖然本文主要討論的人口轉變是第一次人口轉變的內容, 即出生率和死亡率從傳統上的高水平狀態轉變到低水平狀態, 但由于新疆內部人口轉變的差異性, 南疆和少數民族人口還處于第一次人口轉變之中;北疆和漢族人口已完成了第一次人口轉變, 并出現了第二次人口轉變的部分特征;而兵團人口則由于其特殊的歷史原因和政治功能, 處于類似于第三次人口轉變, 即遷移人口影響下的人口結構變遷的過程中。由于第二次人口轉變涉及家庭結構的變遷 和第三次人口轉變需要更詳細的遷移人口數據 , 未來筆者希望根據本文的發現和新的數據去探究更加廣義和細分的新疆人口轉變過程。

作者：李建新、楊玨、姜楠，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來源：《西北人口》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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