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金融領域的國際合作都在走下坡路。自冷戰結束以來，聯合國(UN)未能解決任何一起重大沖突；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給人留下的是酸楚的回味；世貿組織(WTO) 1994年后的重大貿易回合談判均未能圓滿收場。由于治理方式過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合法性越發受到質疑。20國集團(G20)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曾作為潛在有效的國際合作工具出現，但它現在似乎已經迷失方向。在一切領域，國家、宗派、商業以及其他特殊利益都凌駕于共同利益之上。這種趨勢現已發展到這樣的地步：我們需要談論的不是全球秩序，而是全球無秩序。
政治方面，局部沖突愈演愈烈、越發頻繁。孤立來看，這些沖突是有可能得到解決的，但它們經常互相關聯，一場沖突中的失敗者往往成為其他沖突中的破壞者。例如，當普京(Putin)的俄羅斯以及伊朗政府出于各自的原因向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伸出援手時，敘利亞危機發生了惡化。沙特阿拉伯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提供啟動資金，伊朗則煽動也門的胡塞(Houthi)武裝叛亂，以圖報復沙特。本雅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昵稱“比比”(Bibi)）試圖說服美國國會反對美國正與伊朗商談的核條約。沖突實在太多，以至于國際輿論難以施加正面影響。
金融方面，布雷頓森林機構(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已經失去壟斷地位。在中國的領導下，一套平行機構正在出現。這兩套機構是將彼此沖突，還是將找到合作之道？由于金融和政治領域同樣互相關聯，未來的歷史進程將極大地取決于中國經濟如何實現轉型——即擺脫投資和出口驅動型增長，增強對內需的依賴——以及美國如何作出應對。美國與中國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可防止兩個強大國家集團之間的關系演變為軍事沖突。
我們是如何走到“全球無秩序”這一步的？冷戰期間，世界被兩個超級大國所主導。每個超級大國都對其盟友和衛星國擁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并通過“相互確保摧毀”(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這一威脅避免了與對方的直接軍事對抗。這種“同歸于盡”的體系盡管瘋狂，但是奏效：它造成了許多局部軍事沖突，但避免了世界大戰。
蘇聯帝國分崩離析時，美國有機會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和世界和平的保障者，但它沒有抓住機會。美國以個人自由為立國原則，沒有成為世界警察的傾向。事實上，它對擔任國際事務領導者的意義并沒有形成連貫的看法。冷戰期間，美國奉行兩黨都接受的外交政策，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外交政策主張基本一致。但冷戰結束后，兩黨的合作伙伴關系破裂。兩黨都仍然重視美國的主權，但在將美國主權置于國際義務之下的問題上，兩黨很少達成共識。
之后在1997年，一群新保守主義者主張美國應當利用軍事霸權推行國家利益，并建立了名為“新美國世紀計劃”(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的智庫，“以促進美國的全球領導力”。但這是錯誤的路線：不能依靠軍事力量來統治世界。“九一一”恐怖襲擊后，新保守主義者說服小布什總統(President George W. Bush)基于不可靠的理由（這個理由后來被證明是子虛烏有）進攻伊拉克，美國也失去了至尊地位。“新美國世紀計劃”與希特勒(Hitler)的千年帝國計劃壽命大抵相同，均為十年左右。
相比之下，在金融方面，對美國在世界扮演的角色曾有明確的共識，也就是所謂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20世紀80年代，這一共識在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的領導下成為主流。它得到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堅決的意識形態支持；它擁有所謂科學的依據，即有效市場假說(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和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而且，它得到了IMF的有效管理。比起新保守主義者所信奉的“武力至上”觀點，這一共識在國際治理和國家私利之間達成了巧妙得多的妥協。
事實上，華盛頓共識正是源自布雷頓森林機構創立時所依據的初始妥協。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提議設立真正的國際貨幣“班科”(bancor)，但美國堅持讓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并最終占了上風。用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所著的《動物莊園》(Animal Farm)里那句令人難忘的話來說，就是“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華盛頓共識倡導自由貿易和金融市場全球化。20世紀90年代末，市場原教旨主義者甚至試圖修訂IMF協議的條文，推行資本賬戶可兌換，即貨幣的自由兌換。這一嘗試雖然失敗，但華盛頓共識通過允許金融資本自由流動，也讓資本得以逃避稅收和監管。這是市場原教旨主義的勝利。
不幸的是，事實證明這一路線的科學依據是錯誤的構想。不受監管的金融市場天生就是不穩定的：它們造就的不是確保資源能夠得到最優配置的總體均衡，而是金融危機。2008年的危機戲劇化地展示出這一點。巧合的是，2008年還標志著美國政治至尊地位的終結和華盛頓共識的覆滅。它還是金融和政治去一體化過程的開始，這一過程首先出現在歐盟這塊地方，但之后擴散到整個世界。
2008年危機對世界所有經濟體均產生了持久的負面影響，只有中國是明顯的例外。中國銀行業體系相對獨立于世界其余地區、且主要為政府所有。因此，在政府的授意之下，中國的銀行能夠向經濟提供大量信貸，抵消外需劇減的影響。中國經濟取代美國消費者成為了全球經濟的發動機，辦法主要是向美國消費者提供賒銷商品。但它的馬力很弱，這反映出中國和美國經濟的相對規模。結果便是，自中國的國際經濟影響力崛起以來，世界經濟增長得相當緩慢。
世界得以避免全球性蕭條，主要原因是經濟學家從20世紀30年代的經歷中汲取了一些教訓。沉重的債務負擔和持續存在的政治偏見限制了全球各地財政刺激的規模（中國仍然是例外），但美聯儲(Fed)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的領導下走上了非常規貨幣政策之路，包括出臺量化寬松——即美聯儲通過購買債券來向經濟大舉注資。這避免了有效需求減少惡化為一場全球性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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