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政黨在革命前夜并沒有討論分地問題，給農民土地的既不是臨時政府也不是蘇維埃，而是傳統村社的自發奪地運動。后方分地直接影響戰局的輸贏，而農民自愿參軍更是一個神話。

“分土地”在1861年后是一種民間共識

長期以來，在被奉為“社會主義的圣經”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灌輸下，蘇聯革命史的書籍都在講述這樣一個觀點：11月8日夜晚即攻打冬宮勝利后的第二屆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通過了兩項最重要的法令——《和平法令》與《土地法令》，尤其是后者宣布：“立即毫無賠償的廢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廢除資產階級、皇室、教堂與教會的土地所有制。土地私有制宣告永遠廢除，一切土地屬于人民的財產，并把土地交給勞動者使用”。這一舉措一舉解決了千百年來勞動人民對土地的渴望，得到農民的熱烈擁護，進而導致十月革命的凱歌行進。在遇到敵人反撲時，農民為了捍衛自己的革命成果自愿參加紅軍，成了革命的堅不可摧的堡壘。

但真實的歷史是這樣的嗎？這種的敘述中有很多含混和有意遮蔽的地方，難道只有布爾什維克一個黨派主張把土地分給農民嗎？是《土地法令》宣布以后農民才獲得土地的嗎？

俄國地主的前身服役貴族的土地是國家劃撥公有土地以及連帶上面的勞動力的方式形成的。農民們認為貴族的土地本來就是屬于農民的，1861年的農奴解放，又被地主割去大量的好地。民間對剝奪地主土地的呼聲一直就很高，從19世紀70年代民粹派組織的“土地重分派”、“黑分社”這些名稱就可以得知當時“分田地”的呼聲有多高。1905年自由主義的立憲民主黨成立時就對農民宣布說，“我們要辦的第一件事就是給你們土地外加自由。”他們在國家杜馬中呼吁糾正“現存的土地分配不公正性”，要求通過立法無條件、強制性的廢除大地產。俄國杜馬中只要稍微帶有左派光譜的黨派，從到自由主義的立憲民主黨、民粹派后續組織的社會革命黨、人民社會黨人以及農民黨團的“勞動派”，更不要說社會民主政黨無一不把“公平解決土地問題”視為第一大要務。

據不完全統計大約有十幾個黨派提出：盡快盡早完成農民多年來的夙愿——“收回割地”，所謂“割地”指1861年改革中被貴族割占原公社土地，把這些土地從地主那里奪回來還給農民。當時就連那些被認為是最保守的右翼黨派也不敢坦言“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只是強調“地主經濟商品化程度較高”不要盲目摧毀，或者用社會震蕩較小的“贖買”方式來化解這一社會矛盾，這個主張當然是遭到革命政黨反對的。也就是說，從1861年以后“分地主土地”就是一種全民共識的“政治正確”，并不只是布爾什維克一家的主張。 列寧承認說，“社會民主黨人在土地使用形式的問題上……總的說來接受了民粹派關于分配土地給農民的假設”。1907年的斯托雷平改革接著使1/5的農民占有1700萬土地成為“獨立農場主”，導致農民破產狀況嚴重，俄國的土地分配不公問題愈發突出了。

列寧政黨在革命前夜并沒有討論分地問題

俄國社民黨在1916年2月召開了二月革命前的最后一次關于土地問題的特別代表會議，針對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后的形勢變化，列寧在會上強調了修改土地綱領的必要性。主要是由于政府推行土地改革，從1906年起俄國的土地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所以黨的現行綱領過時了，已與俄國現行制度不合。據列寧說，俄國的土地問題在最近十年中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由于政府廢除村社，出現了大量的獨立農莊。村社制度的破產使得相當一部分人因缺乏耕作土地所必需的資金而破產，淪為無產者并具有了革命情緒。但是另一方面，一些比較富裕的小業主越來越多地變成中等農戶和大農戶，農業逐步資本化，形成了一個反動的、忠于舊制度的農民階層，農村中資本和地產正飛速集中。

列寧認為，俄國政府“土地問題盡管解決的合理，但是暫時只解決了一半問題”。政府的土地改革所觸動的只是村社占有的土地，至于地主私人的地產、官家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和教會土地依然原封未動，而這是政府改革最薄弱的方面。社會民主黨人應當注意到這一點。政府如果進一步推行改革，即轉讓大塊的私有土地等等，那就會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造就出一個人數眾多的中等農民階層，這一階層是現行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的可靠支柱。政府采取這一措施雖然不會阻止革命的發展，但總能在很大程度上延緩革命運動的發展。

列寧表示，俄國土地問題的變化，迫使黨在黨綱中規定要沒收大塊是由土地，官家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和教堂土地并將這些土地收歸國有。列寧根據上述理由論證了需要修改土地綱領的必要性。很顯然，在這次會議上仍然像以往黨代會的“土地綱領”一樣，僅僅局限在理論上分析，既沒有提出領導農民土改的問題，也沒有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可能出現的特殊形勢提出指導性的意見，更也沒有預見到即將到來的革命風暴。至于主張沒收大地產的土地則是包括自由主義在內眾多政黨都沒有異議的一貫觀點，。

會議雖然注意到了農村分化問題，但是仍然對斯托雷平土改發展方向給予肯定，認為這樣發展的趨勢將會對革命形勢不利，并沒有清楚地意識到“斯托雷平改革已經把農民分裂成兩大對抗的群體”。而且對上次代表會議中反對由公社出面組織“侵犯和分割貴族莊園”的主張并沒有加以修改，以前俄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村社”是一種過時的封建宗法組織，由它們主導未來的農村斗爭，會使“歷史車輪向后倒轉”。可見布爾什維克對即將到來的“農民分地”始料未及，自然也就談不上去領導它了。更何況1917年以前，布爾什維克在農村只有4個支部，494名黨員，就是在走出地下以后的1917年也只有203個支部，4122個黨員，與在農村具有百萬之眾的社會革命黨無法匹敵，所以即便它想去領導農民，也無法與之爭奪領導權。

“馬后炮”的臨時政府土地政策

其實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第三年，也就是1916年，由于俄國在戰場上接連失利，民怨沸騰，沙皇權威削弱，沙皇政府不起作用、不能領導國家已經是人所共知的現象。在絕大多數農民眼中，籠罩在沙皇身上浪漫的光環消散了，各地法制松弛，政府已無暇顧及農民搶占地主土地的事件了，它對農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各地已經自發地興起“奪地”運動。如前所述，地主土地多來自1861年農奴制改革中化公為私的“割地”，而私有農民土地則來自斯托雷平“警察式改革”對村社的瓦解，這兩次專制制度下的化公為私的改革很不得民心，“開倒車”的“反改革”呼聲一直就很高。政府權威削弱后自發地就出現了利用傳統村社剝奪地主和“富農”（斯托雷平改革中脫離村社的私有農民）的浪潮，而這時地主早已成為“死老虎”，要么把土地交給管家自己逃往城里成為“不在地主”，要么賤賣拋售土地把資金轉移到其他領域。

二月革命后作為臨時政府清楚地知道首先需要做的是分給農民土地。這是立憲民主黨多年來承諾過的主張！現在輪到自由主義第一次可以大展鴻圖，圓農民的夢，怎么能輕率行事呢？土地是一定要分的，但是不能在戰爭狀態下毫無規劃的“亂分”，前方正在打仗時怎么分？如果在全國丈量、統一規劃沒有出來之前任由各地村社自作主張分土地，擅自改變土地制度，勢必會造成農村和前線的雙重緊張和動蕩，將直接關乎到戰爭輸贏的結局。

于是新政府要求農民稍作忍耐，等到戰爭塵埃落定，等到臨時政府能站穩腳跟，就召開了立憲會議，進行了全國摸查，一定能夠完成俄國農民等待了幾百年的夙愿。臨時政府3月19日發表關于土地問題的決定中說：“土地問題不能用任何搶占的辦法解決……應當通過人民代表機關制定法律來解決土地問題”。要求農民在法律的框架下“分土地”。

代表農民利益的社會革命黨人已停止焚燒地主莊園和分地活動，呼吁，“不要把土地社會化的偉大事業變成隨意私自占有土地”。切爾諾夫說，用非組織手段奪取土地是不行的，他呼吁農民代表蘇維埃有組織地奪取土地。切爾諾夫反對“自行奪地”，農民對地主、土地所有者的進攻就得到了無政府主義的稱號。他號召農民耐心等待召開立憲會議。1917年初在第一次全俄農民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社會革命黨同意臨時政府的主張，認為“解決土地問題是將來立憲會議的事”，自行奪地將會被視為非法行為。只有想乘亂奪權的布爾什維克煽動農民一刻也不要等待，許諾支持立即展開分地運動。

在不同地區已經展開的分地運動中，后來者唯恐叫別人占了先機，拿到土地者也害怕得不到承認，于是發生了農民情緒的激進化的過程。二月革命后的頭兩個月農民寄希望于臨時政府，臨時政府以影響戰爭為借口而拖延解決土地問題的態度，又使農民把希望轉移到社會革命黨身上。但是當他們得知社會革命黨要求農民以克制的態度等待立憲會議的召開，就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紛紛指責“自行奪地”是一種無政府主義的違法行為時，農民就開始拋棄他們尋找更激進的代言人了。布爾什維克鼓噪農民趁亂分地的宣傳起到了作用，在那些靠近前線和城市的地方，許多人從社會革命黨的支持者變為列寧政黨的支持者。主張合法分地的黨派延誤了時機，叫激進的布爾什維克鉆了空子。在他們看來，土地運動為革命提供千載難逢的機遇。

列寧“照抄”社會革命黨的土地綱領

列寧在風起云涌的分地浪潮中看到了乘亂奪權希望。于是布爾什維克很快調整策略，提出滿足農民對土地的渴望，用“土地運動”創造革命的有利時機，要把它變成發動革命的有力杠桿。列寧懂得，提出簡單、上口、容易被群眾接受的口號是斗爭的技巧，針對那些把臨時政府看成是“革命政府”，要求民眾服從的黨派，被列寧斥責為“資產階級的走狗”，壓制革命行動。列寧說，人民自己奪取土地，這是長期遭受殘酷剝削勞動人民追求社會公正的自然表現，是被剝削勞動人民反抗精神的迸發，而只有布爾什維克一個黨派能反映和代表人民的意志，對群眾的革命創造性負責，借助群眾的革命創造性根本改變社會制度。

列寧反駁臨時政府的說法，“我們要農民連一個月、一個星期、一天也不耽誤地立刻得到地主的土地！”列寧的話得到了農民的歡呼。布爾什維克為了搶占運動的潮頭，把原來社會革命黨的口號變成了自己的口號，把杜馬中242份農民委托書中針對斯托雷平改革的不信任變成了自己的要求，該委托書主要提出三個要求：首先，消滅土地私有制。其次，禁止雇傭勞動。第三，在農民中平均分配所有的土地。在農民看來，1907年斯托雷平給了俄國“骯臟的自由”，享有這一自由只是那些權貴和強者，而他們就是要進行一場反對“骯臟自由”的土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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