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7年8月底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提出，在土地問題上承認“農民奪取土地的既成事實”。他們意識到，在這種情況下誰進行阻抗，誰將會喪失群眾的支持，“在立憲會議召開以前，把土地交給農民委員會管理”。不過該黨那時幾乎沒有農村黨員，對農村的影響力微不足道。本來俄國農民有自己的草根組織資源，即傳統村社。在當時近乎無政府狀態下，各地農民以村社為組織紛紛打家劫舍，自行分配土地。在農民的奪地過程中，除了過火行為造成人員傷亡外，斗爭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危及土地所有者的生命。
俄國農民“更關心分地”，而且對不同的土地區別對待。在農民看來，俄國買賣的土地的合法性要高于繼承的土地。人們試圖在“繼承的土地和購買的土地之間做出區別，他們認為繼承的土地的神圣性要低一些，因為土地最初的獲得十之八九是一種強力行為，相比之下，個人購買得到的土地是合法的，甚至農民自發產生的‘村社大會決議’都同意那些購買獲得的土地要得到賠償。社會革命黨的代表認為，讓地產主（他們沒有勞動經驗）遭受貧窮和饑餓是不人道的，因此建議提供一種終身養老金，但是決不能對這一類土地所有權進行賠償，這個建議得到了社會革命黨和農民歡迎。
給農民土地的既不是臨時政府也不是蘇維埃，而是傳統村社的自發奪地運動。
繼1905年的第一波運動之后，1916年開始第二波分地運動，各省的鄉委會要求：地主的、國家的、皇族的、教會的、政府的“全部耕地和牧場轉交給鄉委員”，并把“地主的所有農具、牲口和財產均應如數交給鄉委會支配”。皇權松弛后對土地的要求立即顯現出來，農民提出來的是分配皇室土地、國有土地和大莊園土地、和“不在地主的土地”，最重要的是恢復公社的“斯托雷平農民”（獨立農民的另一種稱呼）的權威，重新確認農村公社。這種戰斗精神是農村本身的內部源泉涌現出來的。雖說當時涌現出的“自發奪地斗爭”，其實對“貴族莊園的侵犯和分割都是經過農村公社來組織和協調的”。
雖然在這個過程中農民的意志并不在于消滅地主的肉體，主要目的并不是“打土豪”，而是“分土地”，但是鄉委會約束不了農民的行動，農村每天都會發生“農夫對老爺實行暴虐”事件。莫斯科省莫扎爾斯克縣的首席貴族瓦爾熱涅夫斯基在給他的朋友謝列梅捷夫的通信中描述了二月革命后農村狀況，“已經出現了1905-06年那樣的浩劫和恐怖”，“農民又來要土地”，這是他們“考慮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怎樣更多地、不受制裁地侵占別人的東西”，“拒絕這樣的‘請求’是不可能的”，“父輩和祖輩留給我們的一切，都會被毀掉，被搶光，被剝奪”。
農民不經官方許可自己行使革命權力，86.6%的鄉農民執行委員會堅持革命立場，3.6%置身于階級斗爭之外，9.8%委員會維護地主的利益，1917年夏天確立的農民機關是由貧民和中農組成，他們完成了總數為16298起革命行動中的10210起。俄國的貴族老爺占有的5800萬俄畝土地已經被瓜分殆盡。前沙皇官吏的土地因其政府倒臺而不受保護都被當地的村社占有，科爾切夫縣的上自治局主席柯爾文·里特維茨基的莊園被農民燒毀，他本人因搶救財產也被燒死，森林被伐盡。前內務部長普羅托波波夫的財產被洗劫一空。到1918年中有36個縣的農民已奪得地主86%強的土地，80%的農具和設備，農民占有的可耕地從原來的80%上升到96.8%。
以村社為紐帶奪取地主土地并打擊獨立戶，是這次斗爭的特點。農民們多由村社權力機構——村會以及各村代表組成的鄉委會領導，許多地方這類會議隨著村社職能衰亡已長期未開，此時又恢復了活力。到1917年3月21日止，唐波夫省埃拉托姆斯克縣26個鄉中的19個鄉建立了鄉會，到6月，維亞特卡省所有的鄉都召開了鄉會，8月下旬，尼日涅戈羅德省的253個鄉中已有220個開了鄉會。小共同體的聯系紐帶成為奪地運動的組織工具。
農民斗爭的矛頭首先是沖著地主的，其次是對準斯托雷平改革中受益的獨立農戶——“村社分離者”。薩馬垃及薩拉托夫諸省的土地委員會都宣布：“家庭農場與獨立農戶在經濟上都是不適宜的，因為它破壞了土地的所有制形式。”在主要農業區，自發行動起來的農戶實行了強制消滅獨立農戶制度。如弗拉基米爾的一些鄉規定：“所有的獨立農莊與單獨地段，無論是份地還是買來的地，一律并入村社。今年（1917年）春鄉土地委員會已命令：全部獨立農莊與單獨地段的主任一律遷入村社。秋天后拆除全部建筑物。”許多地區，獨立農民制度幾乎全部被消滅，在薩馬拉省其比重由19%降到0.1%；在薩拉托付省由16.4%降至0.01%；在斯塔夫羅波爾省從24.9%降至0.4%；在頓河區由10.4%降至0.6%；在中央黑土區從4.1-10%下降到0.1-1.2%；在西部與西北部地區一些農業地位不高的身份仍有一些獨立農民，但數量也大為減少。總之，在全俄范圍內“獨立農莊主開始‘自愿’回到重分公社中，對那些頑固者則采取強制手段，直到收回他們的土地”。
這樣，從1917年2月-1918年夏，由公社奪取的土地由7000萬俄畝是來自獨立農民的，約4200萬俄畝來自地主，約有478萬獨立農民的土地（約占全俄農民土地的37%）被村社歸并加以重新劃分。土地革命的第一個結果是消滅了地主所有制，但最顯著的后果是以村社消滅了獨立農民，使斯托雷平改革的成績蕩然無存。恐怕并不是人人都知道，在土地革命中從農民手中奪地并加以重分的要比從大地產中取得的多。這是因為第一，俄國的“土地革命”是在村社領導下完成的。第二，農民們對“死老虎”貴族的興趣不是很大，主要“革”的是獨立農民的“命”。在整個運動過程中，并沒有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他們只是樂見其成罷了。
后方分地直接影響戰局的輸贏
其實，“自發奪地”運動觸動最大的是前線的軍隊。1917年俄國總人口是15360萬，在海陸軍中服役的人數 1100萬，占全國人口的7.2%，軍隊的作用比他們實際占的人口的比重要大得多。這里面60-66%是農民，16-20%是無產者，3.5-6%是工廠工人，10-20%是城市中間階層。其中農民是660-726萬，無產者176-220萬（包括工廠工人是40-65萬）城市中間階層110-220萬。從民族成分劃分俄羅斯人580萬，占總數的53%，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是235萬和30.8萬，60萬波蘭人，50-60萬韃靼人，40萬猶太人，30萬亞美尼亞人，20萬格魯吉亞人，10萬摩爾達維亞人，10萬波羅的海人。
當時俄國與德、奧、土、保戰爭正處在炙熱階段，正因為后方的奪地斗爭是“自發”的，沒有經過政府授權，形成苦樂不均的局面，導致了前方將士的軍心渙散。后方的“奪地”消息一傳來，部隊嘩然，士兵們憤慨地說：“我們在前方賣命，后方卻在搶奪勝利果實，等戰爭結束哪里還會有我們的份兒！”奧倫堡的機槍團竟然抽簽決定哪一個營上前線。
于是，后方的“奪地”與前線的戰爭形成一種互動，前方打仗后方分地，軍心動搖，前線的“厭戰反戰”情緒大爆發。加之布爾什維克在軍隊強大的滲透力，連以上單位均有布爾什維克所設的支部，在他們使“本國政府在帝國主義戰爭中戰敗”的口號策動下，前線與“敵軍”的休戰、放空槍、聯歡等行為十分普遍。布爾什維克鼓勵士兵開小差，憎惡紀律，抗命不遵，視長官為敵人，大家散伙回家分土地的宣傳是非常成功的，上千萬的部隊勢不可擋地稀里嘩啦的垮下來了。
士兵們說，“他們要打仗，讓他們自己來打，干嘛要為統治階級送命，我們可不想死在戰壕里，先把我們的土地還給我們，把地主、寺院、皇家的土地奪過來給我們”，“把刺刀插進戰壕里趕快回家吧”。誰都知道一將功成萬骨枯，那些堆積如山的尸體，到底能為我們換來什么？“我們要回家，要自由和土地，我們為什么要變成殘廢?打倒軍官，砸開連隊的錢柜散伙回家。政府說要把戰爭打到勝利為止，誰需要那些海峽”。俄軍開小差的人數達到200萬人。“因為士兵對于后方未經他們參加而重分土地的舉動都極端敏感”這和軍方的士氣有直接的關系，連俄軍的指揮系統都要求或者停止“無序分地”，或者“必須得到下級軍官的書面同意，或者由他們親自參加”，甚至建議為了這個目得給士兵四到六個星期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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