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了，獨裁絕不是解決經濟問題的辦法，正如它不是解決自由問題的辦法一樣。獨裁者起初可能做出各種承諾，但是作為獨裁者，他不會信守承諾。相反，他會立即壓制自由言論，使得報紙和立法代表無法——在幾天、幾個月或者幾年后——指出他在獨裁初期所說的和后來所做的不一樣。
我們看到自由在這么多國家中衰敗的時候，就會想到德國這樣的大國過去經歷的可怕獨裁。因此，人們現在談論自由的衰敗和我們的文明的衰落。
人們說每個文明最終必然毀滅和瓦解。一些杰出人士支持這個觀念。其中一位是德國教師斯賓格勒，另一位更加知名得多，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他們告訴我們說，我們的文明衰老了。斯賓格勒將文明與不斷生長但最終會衰亡的植物比較。他說，文明也是一樣。把文明比喻為植物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
首先，在人類歷史上區分不同的獨立的文明是十分困難的。文明不是獨立的，而是相互關聯的，它們不斷相互影響。因此，人們無法像論及一個植物的死亡那樣論及一個特定文明的衰落。
但是，即便你拒絕斯賓格勒和湯因比的學說，仍然有一個十分流行的類似的說法：衰落的文明。無疑，在公元前二世紀，羅馬帝國培育了非常有活力的文明。在羅馬帝國統治的歐洲、亞洲和非洲地區有很高的文明。也有建立在某種程度的勞動分工基礎上的很高的經濟文明。盡管與我們今天的狀況相比，它頗為原始，但無疑是引人矚目的。它達到了現代資本主義之前最高的勞動分工程度。同樣無疑的是，這個文明解體了，特別是在3世紀。羅馬帝國內部的解體使它無法抵御外部的侵略。盡管那次侵略并不比羅馬帝國在之前幾個世紀多次抵御的侵略更嚴重，但是在羅馬帝國內部發生分裂后，他們不再能夠抗得住。
發生了什么呢？出現了什么問題？什么造成了一個在所有方面都達到了18世紀之前最高文明的帝國的解體？真相是，毀滅了這個古老文明的是與今天威脅我們的文明的危險十分類似的、幾乎相同的事物：一是干預主義，二是通貨膨脹。羅馬帝國的干預主義表現為這樣的事實：羅馬帝國因襲了希臘的政策，沒有放棄價格管制。這個價格管制一直是溫和的，幾乎沒有什么后果，因為幾個世紀以來它并沒有試圖把價格降到市場水平之下。
但是當通貨膨脹在3世紀開始的時候，可憐的羅馬人尚沒有通貨膨脹的技術手段。他們不能印錢；只能降低鑄幣的貴金屬成色，與今天的辦法相比，這是個笨拙得多的辦法——今天，人們借助印刷廠能夠輕易地毀壞貨幣的價值。但是那足夠了，而且它造成了與價格管制一樣的結果，因為當局允許的價格現在低于通貨膨脹造成的各種商品的價格的潛在水平了。
當然了，結果是，城鎮中糧食供應下降。城鎮里的人們被迫回到農村重新務農。他們不能理解。他們不具備理解勞動分工問題和通貨膨脹對市場價格影響的思想工具。貨幣濫發、貨幣貴金屬成色降低是不好的，這一點他們當然十分清楚地知道。
于是，皇帝制定針對此的法律。一些法律禁止城鎮居民遷移農村，但是這樣的法律是無用的。只要人們在城里沒有吃的，只要他們在挨餓，就沒有什么法律能夠阻止他們離開城鎮重新務農。城鎮居民不再能夠在城鎮中作為工匠在加工行業工作了。而且，隨著城鎮中市場的消失，不能夠在城里買到任何東西了。
于是我們看到，從3世紀開始，羅馬帝國的城鎮衰敗了，勞動分工不像以前那么深入了。最終，中世紀自給自足的家居制度，也就是后來法律上所謂的“城堡“制度，出現了。
因此，如果人們把我們的狀況與羅馬帝國的狀況對比并且說：“我們也會走同樣的道路”，他們是有理由的。他們能夠發現一些相似的事實。但是也有巨大的差異。這些差異并不在于3世紀下半葉的政治結構中。那時候，平均每隔三年一個皇帝被暗殺，殺他的人或者幕后主使成為繼任。再過三年左右，新皇帝也遇害。當迪奧克里申（Diocletian）284年登基時，他一度試圖阻止衰敗，但是沒有成功。
今天的狀況和羅馬時代的狀況的巨大差異在于，導致羅馬帝國的解體的那些措施不是預謀的。我得說，那些措施不是應受指責的成型學說的結果。
然而，相反，我們時代的干預主義觀念、社會主義觀念和通貨膨脹論觀念已經被作家和教授們調制成為成型學說。學院和大學在教授這些學說。你們可能說：“今天的狀況糟糕得多。”我將回答說：“不，并不更糟糕。”在我看來，今天的狀況更好，因為這些觀念能夠被另一些觀念擊敗。在羅馬皇帝的時代，沒有人質疑政府有權決定最高價格是好的政策。沒有人有異議。
但是我們現在有一些學校和教授提出異議，我們清楚地知道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今天為害我們的、使得政策如此有害的所有那些壞觀念都是被學術理論家發展出來的。
一位著名的西班牙作家奧爾特加（José Ortega y Gasset）說到“群眾的反叛”。我們必須小心運用這個詞，因為反叛不是群眾發動的：它是知識分子發動的。那些提出了這些學說的知識分子并非來自群眾。馬克思主義學說聲稱只有無產階級有好觀念，而且只有無產階級思想能夠創造社會主義，但是所有社會主義作家，無一例外，都是社會主義者所說的意義上的資產階級。
卡爾·馬克思不是無產階級出身。他是律師的兒子。他不必工作就上了大學。他和今天那些成功人士的孩子一樣在大學學習。后來，他畢生得到他的朋友恩格斯的支持，恩格斯是工廠主，按照社會主義觀念，是最壞的那種“資產階級”。在馬克思這樣的語言里，他是剝削者。
我們時代人類社會發生的一切都是觀念的產物。好的壞的都是。需要做的是與壞觀念戰斗。我們必須與公共生活中不喜歡的一切事物斗爭。我們必須用好觀念取代壞觀念。我們必須拒斥主張工會暴力的學說。我們必須反對財產充公、價格管制以及危害我們的所有那些邪惡。
觀念，也只有觀念能夠照亮黑暗。這些觀念必須以能夠說服人的方式傳達給公眾。我們必須使人們相信，這些觀念是正確的而不是錯誤的。19世紀的偉大時代、資本主義的偉大成就是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李嘉圖、巴斯夏和其他人——的觀念的結果。
我們要做的不過是用好的觀念取代壞的。這一點，我希望正在成長的這一代人能夠做到。我們的文明并非像施賓格勒和湯因比說的那樣注定滅亡。我們的文明不會被莫斯科的精神征服。我們的文明將要也必然存在下去。它將通過比今天主宰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那些觀念更好的觀念存在下去，而這些更好的觀念將由正在成長的這一代人發展出來。
五十年前，世界上幾乎沒有人有勇氣支持自由經濟，但是現在，至少在一些發達國家，有了一些弘揚自由經濟的機構，例如你們國家的這個邀請我來到布宜諾斯艾利斯這個偉大城市說上幾句的“自由市場研究中心”。我認為這是個好兆頭。
就這些重要論題我不能說很多。六次講演對于聽眾來說可能很多了，但是還不夠建立起自由經濟制度的完整理論，肯定也不足以反駁在過去五十年間關于我們論述的經濟學問題寫就的所有胡說八道。
我十分感謝貴中心給我機會對如此出色的聽眾講演，我希望幾年后在阿根廷和所有其他國家支持自由觀念的人數會大大增長。我本人對政治自由和經濟自由的未來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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