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國際關系研究基于歷史理解。對國際關系理論思想而言，國際關系的歷史論述、思考和解釋有首要意義；倚重歷史-哲理思考的經典方法應當是國際關系理論化的首要方法。國際關系史研究有其本身獨特的重大價值，并非從屬于世界或區域的政治史、政治經濟史或社會發展史研究。無論是國際關系學還是國際關系史學，都需要有廣闊的視野、總體理解能力和歷史方向意識，舍此不會有真正的歷史理解。
【關鍵詞】國際關系研究 歷史理解 國際關系史研究
《關于國際關系的歷史理解》–這個題目意味著本文是一種”片論”，多少類似于邊沁（Jeremy Benthan）的《政府片論》（A Fragment on Government）和根茨（Friedrich Gentz）的《歐洲均勢片論》（Fragments upon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Europe）。它遠沒有涵蓋國際關系的歷史理解所包含的所有問題， 甚至也沒有包含其中多數重大問題。然而，它要談論的確實屬于以下3類重大問題：（1）國際關系研究基于歷史理解；（2）在總的歷史理解領域，國際關系史研究有獨特的重大價值和與之相應的獨立地位；（3）國際關系的真正歷史理解需要總體理解能力和歷史方向意識，即”時間和空間”兩方面的智識恢宏性或廣闊的視野。
一、國際關系研究基于歷史理解
國際關系研究基于歷史理解。這一原理寓于國際關系考察和思索的悠久歷史，或曰構成國際關系考察和思索的悠久傳統。西方國際關系思想始于修昔底德對希臘城邦國家間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在他看來”比先前各場戰爭大得多的”一次戰爭–的歷史論述，絕非偶然。只有在一段足夠顯著直觀、復雜豐富、漫長多變的國際關系歷史中，才能夠相當充分地提取那些有可能”垂諸永遠”的人類政治教益和國際關系經驗。（注：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1951,pp.14-15.）
現代政治思想和國際關系思想的肇始同樣出自歷史考察和歷史理解。就其開創者馬基雅維利而言，無論是他在生前出版的惟一著作《用兵之道》，還是凝聚了他最多、最久思考的三卷《論李維》，或是他那著名的、格言式的《君主論》，都主要源于他的歷史觀察和思考–特別是對古羅馬共和國歷史的觀察和思考。以其《用兵之道》為例，他希望能在當時的意大利得到采納的新兵法，實際上是羅馬軍陣的舊法則。他試圖基于古代資料顯示羅馬人如何打仗，由此推導出羅馬軍事史實背后的原理，并且表明可以將它們應用于現今。依據古代歷史文獻資料，特別是依據韋杰提烏、弗朗提諾和波里比阿的文獻資料，馬基雅維利敘述了羅馬軍隊的組織和羅馬的戰爭方式，而在觀察一個個特殊和具體的歷史事件或狀態并且爭取發現它們背后的一般機理或法則的努力中，他洞察到了戰爭和兵法的基本問題。不僅如此，更重要的是，”對羅馬史家們的研讀幫助他理解他自己所處時代的國際體系：國家是逐步成長和擴張的，它們永無休止地卷入戰爭，力圖擴展它們的權勢和領土，并且為自己的生存而戰，抵擋試圖征服它們的其他國家”。（注：Felex Gilbert,”Machiavelli: The Renaissance of the Art of War, ” in Peter Paret, ed.,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 From Machiavelli to the Nuclear Ag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apter 1,section 4.）由此，馬基雅維利成了最早把握現代國際體系的權勢競爭性質的思想家。
國際關系的歷史論述、思考和解釋對國際關系理論思想有首要意義：這是一切高度注重歷史經驗的國際關系學者的起碼信念，并且在一切推崇和深入借鑒政治思想和國際關系思想的悠久傳統的人看來理所當然。在他們中間，有國際關系理論”英國學派”的旗手馬丁·懷特。他在一篇影響廣泛的論文中，指出了一個對于熟讀典籍的學者來說昭然若揭的事實，那就是”雖然被公認的政治研究經典都出于政治哲學家，但它們在國際關系研究領域惟一被公認的對應物只有修昔底德的歷史著作。而且，國際政治的性質、外交的要務，在政治理論或國際關系理論中體現和傳達的，少于在歷史著述中體現和傳達的”。（注：Martin Wight,”Why Is There No International Theory? ” in Herbert Butterfield and Martin Wight, eds., Diplomatic Investig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31.）例如，一個人要真正理解”最高級的治國方略”，即黎塞留、威廉三世、帕麥斯頓或俾斯麥之類大國務家的均勢操作，就只能求助于利奧波德·馮·蘭克或阿爾貝爾·索雷爾之類大歷史學家的歷史著作，而非國際關系理論著作。因此，與基于”新方法論”的理論著作相比，國際關系史著作更好地傳達了對外政策的性質和國際體系的運行方式。
以關于國際關系的歷史考察為基干，結合尤以廣闊深邃的宏觀思考為特征的哲理性思維，就有了所謂國際關系理論化的經典方法。按照對這種方法的一項經典界定，它是一種得自哲學、歷史和法律（注：它所以也得自法律，首先是因為從格老秀斯開始的國際法學家構成20世紀以前對國際關系有理論性思考和論說的主要群體之一，也是因為國際法理學傳統由此構成國際關系思想傳統的一大組成部分。） 的方法，”首先以明確地依賴判斷力的行使為特征，以依賴這些前提為特征，那就是……關于這個主題（國際關系）的廣泛命題必定因此來源于一個在科學意義上不完美的理解或直覺過程，它們至多只能被給予與它們的可懷疑的來源相稱的、試驗性的和非定論的地位”。（注：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in John Vasquez, ed.,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nd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Inc.,1990,p.83.） 以國際關系史的研習和思考為基干的這種經典方法正是國際關系研究的悠久傳統，它至少直到很晚近的時候為止，始終構成絕大多數國際關系理論化嘗試的基石。（注：”我們可以在將國際關系系統化的20世紀各項努力中看到這一方法，也就是在諸如阿爾弗雷德·齊默恩、E. H. 卡爾、漢斯·摩根索、格奧爾格·施瓦森伯格、雷蒙德·阿隆和馬丁·懷特等人的著作中看到這一方法。而且，它也是他們的各個不同先驅（他們力圖將其關于國際關系的零散的思想和局部議論匯集起來）所用的方法，這些先驅包括馬基雅維利和伯克那樣的政治哲學家、瓦特爾和奧本海那樣的國際法學家、根茨和科布登那樣的政論家、黑倫和蘭克那樣的歷史學家。正是因為這一方法是那么悠久的標準的方法，所以我們可以將它稱為經典方法。 “參見：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p.83。） 不僅如此，由于國際關系問題（至少是國際關系的那些中心問題）固有其復雜的經驗性質和基本的倫理性質，如果國際關系研究要真正適切和注重其根本、側重其實質的話，那么在當今和未來，倚重歷史-哲理思考的傳統的經典方法應當是其首要方法。
與這種經典方法有很大區別的是”科學方法”，其命題或論斷基于邏輯的或數學的證據，或基于嚴格的實證性驗證程序。在其趨于極端的形態上，其信仰者設想理論化等同于構建和運作模式，并且執迷于單純的量化描述和分析，力圖追求在自然科學中往往能夠達到或容易達到的那種精準、簡明、確定性和可驗證性，甚至”將國際關系的種種經典理論當做無價值之物撇在腦后，顯然將他們自己想像為一門全新的科學的創建者”。（注：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pp.83-84.）國際關系研究在若干方面的顯著進步表明，”科學方法”有其重大甚至偉大價值，然而它的不易避免的弊端（或者說迷信和濫用這種方法的弊端）也已經在數十年的國際關系研究中顯示出來。這些弊端主要在于脫離復雜的經驗實際，忽視根本而專注于邊際，忽視實質而專注于形式，漠視認識的相對性，缺乏對本身研究結論的適當的懷疑態度。與此相關，尤其要像近20年來越來越多的人指出和批評的那樣，那些過度倚重此類方法的國際關系理論派別有其特別基本的大毛病，即漠視哲理（特別是倫理）思考，漠視歷史研究。（注：Donald J. Puchala, Theory and Hist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2003; Roy Preiswerk,”Could We Stud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if People Mattered?”in Gordon Feller, Sherle R. Schwenninger, Diane Singerman,eds., Peace and World Order Studies: A Curriculum Guide, 3rd edition, New York: Transnational Academic Program,Institute of World Order,1981,pp.2-23; K. J. Holsti,”Scholarship in an Era of Anxiety: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during the Cold War,”in Tim Dunne, Michael Cox, and Ken Booth, eds., The Eighty Years’ Crisi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19-199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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