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廣闊的視野、總體理解能力和歷史方向意識
國際關系學必須以國際關系史學作為基礎和主要內容，而國際關系史學也必須以國際關系學包含的種種理論性范式、觀念和命題作為一類基本工具。無論是國際關系學還是國際關系史學，就其大者而言之，都需要有總體理解能力和歷史方向意識，即”空間和時間”兩方面的智識恢宏性，或在這個意義上的廣闊的視野。在冷戰結束前后世界政治的多方面突變和混沌引起的廣泛驚詫、困惑和不安之中，善于宏觀哲理思考的歷史學家約翰·劉易斯·加迪斯想起了在總體理解能力上有巨大進步的地質學。由于發生了板塊構造學說這一革命性變革，地質學成了一門”大環境”學科。其智識飛躍的重大意義就在于首次有可能將地球在其地表構造上設想為一個能予以統一理解的整體，并且由此理解在地表某個大部分進行的過程怎么影響其余部分。理解國際政治需要一種與之類似的廣闊的、全面的視野，亦即需要將注意力集中于國際政治事態發生于其中的舞臺或環境，就像充分注意它們本身一樣。這么做的功效將是有限的，它并不能使國際政治的觀察家和研究者比地質學家們更有可能搞出精確的預測；然而另一方面，這么做能夠導致的實踐結果仍然非同小可，甚至興亡所系，生死攸關，因為人們據此至少能夠對地震一般的突變有所準備：”我們能事先加固露天看臺，加強通訊線路，標明疏散出口，使得緊急救援隊處于隨時應變狀態。”不僅如此，它還能產生遠非無關重要的智識興趣和思想滿足：”即擴展我們的理念，因而也擴展我們的夢想–更能理解和適應事態發展的理念和夢想，即使這種事態發展不是天界的玄機神變，也至少是人世的風雨滄桑。”（注：John Lewis Gaddis,”Living in Candlestick Park, ” The Atlantic Monthly, April 1999；引語見該文最后一段。）
在歷史學領域，廣闊的眼界、總體理解能力和歷史方向意識曾經造就了一個以基佐、米涅和梯也爾為代表的19世紀法國史學界”政治學派”。即使它有著如下所述倘若偏重宏觀史就容易有的弊端。按照著名的史學史著作–《19世紀的歷史和歷史學家》的評述，（注：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oston: Beacon Press,1959,chapter 10；以下關于基佐的引語見該書第181～182頁。）與前一個時期流行的浪漫主義史學相反，基佐和米涅等人的目標大多在于解釋而非描繪，其旨趣主要是社會的結構、政府形態的演化和國家互相間的關系。尤其是基佐，他在19世紀30年代的講座《法國文明史》成為19世紀前半期最偉大的史學成就之一。他”是類似解剖學家解剖一個生物體那樣解剖一個社會的第一人，是類似生理學家研究動物機體的功能那樣研究社會機體功能的第一人……在抓住事態底下的觀念的能力方面，在洞察那些支配外在變遷的內在變更和發現一個時代的思想趨勢方面，從未有任何人比得過他”。基佐宣告，歷史學家有三重任務：從事歷史的解剖學、歷史的生理學和歷史的外在面相學（external physiognomy），亦即（1）收集和調查事實，研究它們如何互相聯系；（2）發現社會的組織和生命，發現左右事態進程的法則；（3）重現一個個已逝事實的活生生的面貌，展示它們的個性形式和特質。用基佐本人的話說，”這些構成歷史學，每一部大的歷史著作都必須按照這些檢驗來給予評判。”基佐所以能夠成為馬克思高度贊賞的、”在我以前很久……就已論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的主要歷史學家之一，（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2頁。）”政治學派”所以能夠在馬克思主義史學誕生以前成就上述宏大的社會機體歷史解釋，主要原因就在于具備本節所談的思想方法和智識素質。（注：然而，也需要指出，基佐和”政治學派”有著倘若偏重宏觀史（特別是”科學的”宏觀史）就容易有的一大弊端，即履行不了基佐本人說的”歷史的外在面相學”任務。基佐”缺乏講故事和描繪的能力，缺乏圖畫般和戲劇般的想像力，缺乏對個人和事物個性的興趣。他的歷史記錄過于對稱均勻。對他的最透徹的批評來自圣伯弗。’從遠處來看的歷史經歷了一種變形……構成歷史的愚蠢、野心、成百上千稀奇古怪的偶然事件統統不見了。每一個偶然事件都成了必然。基佐的歷史過于符合邏輯，以致不是真的’”。參見G. P. 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p.182。）
某些國際關系史學家及其著作很好地表現了廣闊的眼界、總體理解能力和歷史方向意識。這方面的一個范例是保羅·肯尼迪。差不多貫穿他的所有主要論著的一大引人注目之處，在于地緣政治眼界和地緣戰略分析。尤其在空間方面總體地把握世界政治或區域政治，或者說將局部的、一地的國家行動和國際關系置于全球或區域的地理-政治大框架內，體現了他對地緣政治思考的一項難得的突出長處，這對于國際政治和戰略考察的裨益不言而喻。此種總體性在肯尼迪《大國的興衰》一書開頭對歐洲興起的根本原因的判斷中得到充分體現。（注：Paul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1987,pp.17-22.）歐洲所以能在世界現代歷史開始階段騰躍為世界上最生機勃勃、而后又最強大有力的地區，歸根結底得益于它那特殊的地緣條件。歐洲地形支離破碎，眾多山脈和森林將各個人口中心隔離，而其氣候從南到北、從西到東都有很大變化。很大程度上有賴于這樣一種地緣特征，歐洲在1500年后能夠超越和壓倒中華帝國、印度莫臥兒帝國、波斯帝國以及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在世界力量分布中取得壓倒性的領先優勢。較具體地說，第一，歐洲崎嶇多變的地形減少了外部勢力入侵的可能性。第二，歐洲不同的氣候條件有利于產出適于交換的種種不同產品，眾多可通航的河流又顯著便利了不同產品之間的交換，而周邊環海這一狀況刺激了造船業并促進了海上貿易，并且最終導致歐洲沿海新的財富中心的確立。第三，歐洲支離破碎的地形，加上其多變的氣候，有助于促成并維持政治上的分裂，而這對于歐洲的崛起具有關鍵意義：不存在任何統一的權威可以有效地阻止貿易發展，不存在任何中央政府可以因其取舍安排而隨意使某一產業在歐洲范圍內興盛或衰敗，也沒有無所不在的苛稅體系來對商人和企業家進行系統、全面的掠奪，正是這樣的掠奪嚴重阻礙了歐洲以外各個帝國的經濟成長。不僅如此，為維護生存與獨立，歐洲各個分散的和互相競爭的政治實體競相加強軍備，繁榮的武器貿易大大刺激了軍事技術在各國的發展，這既阻止了某一個歐洲強國能憑借絕對的軍備優勢建立大一統的”普遍帝國（universal monarchy）”，也使得歐洲地區在軍事領域取得了對其他文明和實力中心的決定性領先地位。
又如，依憑同樣的總體性視野和總體性理解，保羅·肯尼迪確認了工業化進程引發的地緣政治變遷，連同這一變遷導致的國際實力和潛力分布的重大變化趨勢。這使得他在地緣政治理論的基本論辯中，更多地站在麥多德而非馬漢一邊。19世紀后期開始的廣泛工業化對地緣政治造成了巨大影響，其結果在于海權相對衰落，陸權相對興盛。陸上巨型大國在人口和自然資源規模方面擁有潛在優勢，而這種優勢由于工業革命的擴散有了開發的可能和必然。它們依憑工業化過程，能夠獲得遠大于英國之類傳統島國（以及其他”中等國家”）的工業發展。特別是鐵路網絡的擴展顛覆了原先海權優勢的一項先決條件–同陸上交通相比，海上交通更為便利，成為陸上大國開發其巨大資源、并且因此弘揚陸權的極有力動因。不僅如此，工業技術擴散和鐵路發展對海洋國家和陸基國家有著不同的戰略意義：陸上兵力投送更為方便、迅速，從而使傳統的海洋國家更難防范陸基國家對其海外殖民地的攻擊；發達的鐵路與新技術武器如魚雷、潛艇大大降低了島國傳統的戰略利器–海上封鎖的效用，同時使這類國家更難保護其海上生命線；工業化改變了戰爭的規模與進程，擁有巨大人口、領土資源的國家更有可能贏得一場大規模的持久戰爭。（注：Paul Kennedy,”Mahan versus Mackinder: Two Interpretations of British Sea Power,”in Paul Kennedy, Strategy and Diplomacy, 1870-1945:Eight Studi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1983,pp.41-85.”工業化產生的影響在于使各國利用自身占有資源的機會均等化。從長遠看，它終將剝奪較小規模的海島國家享有的優勢，賦予龐大的陸基強國更多利益。”（注：Paul Kennedy, The Realities behind Diplomacy: Background Influences on British External Policy,1865-1980,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1,p.23.）這同其他一些根本因素結合在一起，使得美國和蘇聯這樣擁有絕對規模優勢的洲級大國決然興起，相對而言，英國這樣的傳統島國和其他”中等國家”急劇衰落。這樣一幅歷史圖景，無論是其宏偉性還是其解釋力，都達到了令人贊嘆的程度，并且雄辯地指示了有關的歷史基本方向。
與本節的主題密切相關的一個問題是宏觀史與微觀史的區別以及宏觀史的特征。（注：本段的談論大體依據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一書前言， 引語亦取自該處。參見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歷史學家可以分為兩類：”分割者”與”聚合者”。”分割者”大多集中于特定的具體史事的精細還原、澄清和分析，并且大多為了他們自己互相討論或爭辯而寫作。與之不同，從事宏觀史的”聚合者”力求使一個有較宏大主題的史事系統呈現出內在邏輯秩序，或者說將此秩序加諸其上。”他們表達那種試圖揭示出整個時期的含義的廣泛概論；他們追求使復雜的事態系統化，將歷史的混亂、無序和絕對邋遢簡化為干凈利落的圖案，恰好適合書里面各章對稱的框架”，并且通常被供給不那么富有專業評判能力的廣大讀者。在一個課題領域內，”分割者”們的努力加起來可以產生大量細致的專著，然而并無任何總的圖案從中浮現出來。在這樣的時候，調整”分割”與”聚合”之間的既有成就對比、以利”聚合”的努力至關緊要，為此總體性視野、具有創意的視角和多少貫通全局的主題性理念的塑造必不可少。其目的是在已有的微觀史的基礎上，達到微觀史不能成就的，那就是歷史圖景獲得其總體上的統一性和各局部之間的連貫性，或者說呈現出”總的圖案”，舍此不會有真正的歷史理解。
文/時殷弘 原載于《世界經濟與政治》(京)2005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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