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國際關系史研究獨特的重大價值
這里說國際關系史研究有獨特的重大價值，是指它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從屬于世界或區域的政治史、政治經濟史或社會發展史研究，雖然它與這些歷史有密切的內在聯系。或者說，后一類研究遠不足以代替前一類研究，即使只是在前者的特別基本的方面也不行。因此，近幾十年來在歷史學界與此相反的并非罕見的看法不免狹隘和錯誤。
國際關系史研究所以有獨特的重大價值，是因為國際政治有其作為歷史一大基本動因的固有的、獨立的意義。當代國際關系史學家保羅·施羅德在其論著《歐洲政治的轉變（1763至1848年）》（注：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1763-1848,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的前言里特別強調了這個重要道理。他開宗明義地申明：該書的目的之一”在于使國際政治重新回到這個時代（即從七年戰爭結束到歐洲1848年革命的時代）歐洲歷史的中心位置，一如它過去曾經占有而現在仍然所屬的那樣”，雖然這個時代發生了在現當代大多數歷史學家看來遠為重要并且支配全局的法國大革命和工業革命，甚至還有其意義超過那個時代國際政治的美國革命和1848年歐洲革命等。施羅德進一步解釋說，他”這么做的目的并非使國際政治恢復它在利奧波德·馮·蘭克以及一大批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歷史學家們那里擁有的首要地位，即作為歷史的核心驅動力和變更與進步的首要引擎”。（注：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1763-1848,p.ix.）由蘭克作為歐洲現代史研究基本原則兼現代強國對外政策基本原則來提倡的”對外政策第一（the primacy of foreign policy）”觀念（注：蘭克強調：最重要的國家利益是他所說的”政治利益”，即國家在對外關系中維護自身獨立和爭取權勢，它支配和決定其他國家利益；國內生活中的意識形態或利益問題，從屬于國際權勢政治和國家對外地位。這是蘭克用以解釋現代歷史和評判時事的一項原則，名曰”對外政策第一”。見時殷弘、郝瑩：《利奧波德·馮·蘭克的國際政治觀》，載《歐洲》，1998年第4期，第4～10頁。）已經過時，不需要也沒有人想要予以恢復。然而，國際政治作為與歷史中其他多數基本要素同等重要和自在自為的一類要素，確實以它本身的相對獨立的方式屬于歷史。必須從它本身的體系和結構的角度來予以理解和研究，而不是作為其他社會體系或結構的一個附屬因素。
蘭克對17世紀末英國”光榮革命”的起因和后果的闡析，連同施羅德本人對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的根本原因的辨識，提供了關于國際政治作為歷史基本動因的固有意義的很好說明。蘭克所著《英國史》的重大特征之一，就在于對英國國內事態與歐洲大陸政治之間關系的揭示和強調。路易十四時期法國的稱霸企圖和謀霸努力，它對英國復辟王朝和天主教復辟勢力的支持、資助和終極支配以及所有這些在英國新社會力量和新教公眾中間引起的憂慮和憤怒，造就了英國”光榮革命”，而”光榮革命”的結果（尤其是早已在抗擊法國的荷蘭執政奧蘭治親王威廉入主英國王位）對于法國以外的中西歐諸強逐步形成大聯盟，并且最終經過西班牙繼承戰爭粉碎路易十四的稱霸圖謀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由此可以說，它們變更了歐洲國際政治的基本結構和主要規范，變更了對于各國內部狀態至關重要的主要外部政治環境。由于對”光榮革命”的歐洲國際政治原因和影響的這種揭示和強調，使得蘭克關于17世紀后期英國史的論述顯著地優于在當代占優勢的有關歷史編纂和討論，后者大致囿于英國內部的社會政治和思想文化。
蘭克對法國大革命的原因也有其鮮明的歐洲國際政治解釋，雖然它并不排斥法國內部社會政治動因的緊要意義。蘭克在其1833年的經典論文《論列強》中，認為法國大革命爆發的一個首要原因要到18世紀歐洲國際關系中去尋找，（注：蘭克認為，”關于大革命的原因已經有了許多討論，而且人們是在絕不可能找到的地方去尋找它們。在我看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導致法國政府聲譽掃地的法國國際地位的變化。……因其他生氣勃勃的國家的興起（正是這些國家減抑了法國先前的勢力）而來的所有狀況，都被法國人歸咎于它們對外政策的無能，歸咎于它們國內情勢的確實無可否認的墮落。法國國內的改革運動由此而起，它太快地轉變成了一場革命，而它從一開始也正是針對外部世界的”。參見Leopold von Ranke,”The Great Powers,”in Georg 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 ed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Inc.,1973,p.91。）或者稍微演繹他的意思是說，要到這個時代的國際政治基本模式和形態（即幾乎毫無制約的國際權勢政治、完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去尋找，因為正是它們導致了七年戰爭以及法國在這場大戰中的失敗，從而造就了法國大革命爆發所需的根本的環境和成因。一個半世紀以后，當今最重要的歐洲國際關系史新著之一《歐洲政治的轉變（1763至1848年）》仍然不同凡響地強調這一點，并且予以更多的論說，表明國際政治是相對獨立的歷史基本動因。施羅德在該書中如此談論高度重視法國大革命的國際政治原因的廣泛學理意義，說他要向歷史學家和社會科學家提出看待18世紀后期歐洲的一種不同方式。18世紀后期歐洲的社會運動和革命通常被視為重大的結構性事態發展，具有深刻的原因和后果，而其對外政策方面的事態發展卻被當做表面現象，當做很大程度上是偶然性和個人選擇的結果：”這是危險的看法。”基于一流的專業研究，施羅德指出，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一定程度上是個偶然事件，而18世紀后期的各場影響整個國際體系的重大戰爭卻不是。”法國大革命若被認為是1789年發生的一樁事件，那并不是無法避免的；它所以發生，是因為旨在避免革命的改革計劃恰好失敗了。在同一時期內，受革命威脅的其他國家避免或控制了革命–首先是奧地利，還有英國、俄國、某些德意志和意大利邦國都如此，而法國也有可能構設一種合理的方案，據此本來也可以做到避免或控制那里的革命。（但是，）在同一個時期，沒有任何受到戰爭嚴重威脅的國家長久地規避了戰爭，包括許多費盡心機想做到這一點的國家。”（注：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pp.51-52.）顯然，原因是結構性的而非偶然的。歐洲國家通行的國內秩序力量（常備軍和警察、法律和稅收體系、階級機構、宗教和社會傳統等）一般提供了防止或抵擋革命的相當有效的武器；然而就防止戰爭而言，18世紀的國際體系僅提供了均勢政治這一辦法，而正是其基礎和表現–”自由放任的”經典國際權勢政治–導致了那個時代的一場場重大戰爭。
施羅德在《歐洲政治的轉變（1763至1848年）》一書中反復表示，他力求通過對這一歷史過程的研究，具體地否定一種”最近幾十年來并非罕見的觀點”：國際關系史是表面事態的歷史，它如果不附屬于一項對歷史和社會的真正塑造力量的分析就沒有意義；或者說，國際關系史倘若為它本身而研究，就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這樣的觀點主要表現為3種形態：（1）庸俗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即研究國際關系史若無徹底的社會經濟史觀統帥，就會看不見存在于經濟-社會形態、階級結構和生產關系中的國際政治根源；（2）”年鑒派”歷史學家的觀點，即國際關系史缺乏歷史的本質框架，缺乏總體史和系列史的深層結構和聯結；（3）”社會史”（或曰”現代化史”）的觀點，即國際關系史忽視了現代歷史的動力，忽視了現代化和工業化帶來的變更。對這些否定國際關系史的獨特的重大價值、否定國際政治作為歷史基本動因之一的固有意義的觀點，施羅德機智地予以批評：庸俗馬克思主義者通常只見樹根而不見森林，”年鑒派”史家只見總的全球風景而不見森林，”社會史”則是只見木材工業而不見森林。
施羅德堅定地相信，可以”像一位專業的森林學家那樣來觀察和理解國際政治這一森林，懂得并尊重作為如此的一門獨立學科的森林科學：它既同其他學科密切相聯并向它們吸取教益，又有著自身的規則和體系。這意味著精心地將森林當做森林來研究……而非簡單地當做理解其他什么東西的工具來研究（這其他什么東西可以是氣候、生態、木制產品的經濟學、森林動物和居民的社會組織，或者你隨便想到的任何東西）”。（注：Paul W.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pp.x.）這番話代表了史學界對國際關系史的一種深刻理解。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關于國際關系的歷史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