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重點分析戰后國際金融秩序對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的影響，美元關鍵貨幣地位與美國為國際經濟提供流動性而導致的國際收支赤字，最終導致了國際金融秩序中流動性創造機制的鑄幣稅問題和國際貿易秩序中國際收支調整機制的“善意忽略”（benignneglect）問題。這些制度性缺陷在三個方面影響了美國：首先，聯邦政府把政策自主權放在首位，通過發行大量債務同時為多重政策目標融資，由此產生的美國政府預算赤字和聯邦債務是全球流動性過剩的主要來源；其次，美國金融業強調信用創造方面的競爭力，把社會上的各種資產債券化，進行高杠桿放貸，逃避政府監管，這些做法直接造成的變化導致了次貸危機的爆發；最后，受到美元關鍵貨幣地位的影響，再加之美國制造業引領全球生產體系的發展，這就造成了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和歐佩克成員國為核心的全球儲蓄過剩，隨著跨國企業大舉在海外投資，美國制造業創造就業機會的能力被嚴重削弱。

關鍵詞：國際金融秩序；美國；美元；支付赤字；流動資本；債務融資；金融政策；制造業；出口；布雷頓森林體系；金融危機

一、導言

二戰后，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正在經歷最深刻的變化。為了理解今天保護主義和貿易戰等新國際形勢，我們面臨著一系列的問題：為什么特朗普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中勝出？為什么他的競選口號和執政綱領以“反建制”為特征？為什么他一上臺就開始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又退出各種國際組織？為什么他的一個重要綱領是把制造業帶回美國？為什么他在與中國和俄國大國競爭時不像冷戰時期那樣收買盟友，反而向盟友施加強大的政治壓力要求他們增加國防開支和減少貿易順差？

回答這些問題的關鍵在于理解什么是“建制”。建制在美國對外關系中就是二戰后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要理解特朗普為什么“反建制”，我們必須理解這個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基礎以及美國在維持這個秩序時獲得的利益和付出的代價。這篇文章的初衷是從國際經濟秩序與國內政治經濟的互動來解釋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起源，受篇幅的限制，沒把整個分析框架全寫進這篇文章里，因此筆者先簡單地介紹一下整個分析框架在文章中沒有提到的部分，然后把它們結合起來分析一下特朗普時代的政治經濟。

文章中沒能涉及的分析框架的組成部分主要有兩點：一、冷戰在戰后國際經濟秩序發展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二、因為冷戰美國與盟友在國際貿易中的非對稱合作。戰后初期，雖然美元已經確立關鍵貨幣的地位，美國卻不想成為流動性的主要提供者。同時美國雖然要建立多邊貿易體制，但是還沒有正式地在制度層面落實。1947年開始的冷戰可以說是戰后國際經濟秩序發展的分水嶺。英國前首相丘吉爾在1946年訪問美國時發表了重要的“鐵幕演說”，1947年2月美國駐蘇聯外交官凱南撰寫了被認為是冷戰綱領的長電報，同年6月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正式宣布“馬歇爾計劃”，這些是冷戰開始的標志性事件。美國在冷戰中拉攏盟友的努力是戰后國際金融和貿易秩序發展最大的推動力。在金融領域，美國一改戰后最初兩年不愿意提供流動性的立場，通過馬歇爾計劃在4年間向歐洲提供了總計131.5億美元的援助，其中90%是贈與，10%是貸款；朝鮮戰爭中的軍需成為向盟國提供流動性的重要來源。朝鮮停戰后，各種軍事援助、經濟援助，以及在全世界各地大量海外軍事基地的支出都成為美國提供流動性的渠道。在貿易領域，美國為吸引盟國，也是為解決美元短缺問題開始實行非對稱合作，即向盟國全面開放美國市場，同時允許這些國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限制美國產品的進口。美元作為關鍵貨幣和美國作為流動性主要提供國，是支撐美國打贏冷戰維護霸權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國際貨幣發行機制中的鑄幣稅效應和國際收支調整機制中的“善意忽略”效應使美國既能通過發行國債向外國借錢并向盟國提供流動性，又能夠在存在巨額經常賬戶逆差的條件下回避結構性調整。這些不僅僅為美國贏得冷戰中的盟友，也極大地加強了美國在國際經濟秩序中的影響力，但是這樣做的代價也極為沉重。

首先，由于美國在這樣一種國際金融體系中花錢不受約束，既要維持巨額的國防開支以支撐其霸權，又要為在國內擺平各種反對勢力不得不減稅和增加社會開支，這樣一種強烈的政策自主偏好導致巨額的聯邦債務。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測，國債利息花費到2020年將超過醫療補助，到2023年將超過國防開支，到2025年將超過所有非國防計劃開支的總和。

其次，1950年代開始的由過剩美元催生的歐洲美元市場提供的自由環境，成為誘惑美國銀行推動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動力，不斷的金融自由化和放松規制導致的資產證券化，致使虛擬經濟的迅速發展，美國經濟日益空心化。

最后，從1950年代起，美國的跨國公司為繞過盟友在國際貿易中的關稅壁壘在海外大筆投資，開始離岸生產。由于對外投資對出口的替代作用，美國企業的出口受到很大影響，1980年代外包和全球生產方式的崛起更是從根本上削弱美國制造業提供工作機會的能力。

特朗普“反建制”就是要對這些冷戰的遺產進行徹底清算，他要清除美國付出的所有代價。在美國優先的原則下，他要求北約（NATO）成員國把國防開支上升到GDP的2%并要求日本和韓國支付駐日韓美軍的費用。他認為NATO當年是為保護歐洲國家安全成立的組織，然而在冷戰已經結束四分之一世紀后，美國卻仍然承擔NATO75%的費用，這實在不公平；基于同樣的道理他要求日韓支付美國駐軍的費用。他退出TPP，重新談判NAFTA，并與多國同時打貿易戰，是因為他認為這些自由貿易協定和貿易關系仍然在延續冷戰時代的非對稱合作，允許他國向美國大肆出口，同時對美國出口設置各種貿易壁壘。簡言之，特朗普并不是要放棄美國在國際上的領導地位，而是不想再花過去的代價，甚至想重建被冷戰時代為吸收盟友而破壞掉的美國經濟結構。

二、國際金融秩序與國內政治經濟：全球金融危機的起源

全球金融危機的起源既有國內因素也有國際因素。國內因素包括金融創新、放松規制以及企業的貪婪、可調利率抵押住房貸款、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擔保債務憑證及信用違約互換等實踐加大了信貸創造規模。

1999年通過的《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Gramn-Leach-Bliley Act）廢除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Act）的部分條款，削弱了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之間的業務分離。2004年對凈資本規則（the net capital rule）的放松使投資銀行開始增加債務，對影子銀行監管的缺失使它們持有更多的債務。冒險行為導致金融機構欠下巨額債務，而消費者和家庭的過度借貸又導致美國家庭負債大幅度提高。

國際因素則包括全球儲蓄過剩和全球流動性過剩。所謂全球儲蓄過剩是指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及資源出口國積累過多的資本；而全球流動性過剩是指貨幣供應過多，這在美國尤為顯著，來自儲蓄過剩國家的資金流入美國，提高了美元的真實匯率，從而導致美國生產可貿易商品和提供可貿易服務的部門萎縮。美聯儲通過降低利率促進經濟發展和預防失業，而這種低利率導致對可貿易商品和服務的需求過度膨脹。與此同時，流動性的過剩供應使真實利率處于低位，這導致美國消費者信用的快速增長和美國家庭儲蓄的急驟下降，過度消費導致了巨額的貿易赤字和大量的美元資本外逃。當美元呈弱勢時，實行浮動匯率的他國貨幣被迫升值到失去競爭力的水平，而實行釘住匯率制的他國貨幣為把本國幣值保持在低水平，不得不在公開市場上進行干預，這種情況就導致這些國家的外匯儲備激增，并最終流入美國。

因此筆者認為，為了解全球金融危機的起源，有必要剖析形成這些國際、國內因素背后的推動力。本文將重點分析戰后國際金融秩序對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的影響，揭示美元的關鍵貨幣地位與美國為國際經濟提供流動性而產生的國際收支赤字，是流動性創造機制中的鑄幣稅問題和國際收支調整機制中的“善意忽略”（benign neglect）問題的制度根源。這些制度性缺陷在3個方面影響了美國：首先，聯邦政府強調其政策自主權，通過欠下大量債務同時為追求多重政策目標融資，由此產生的政府預算赤字和聯邦債務是形成全球流動性過剩的主要原因；其次，美國金融業強調信用創造的競爭力，將社會上的各種資產債券化，進行高杠桿放貸并逃避政府監管，這些做法直接造成的各種變化導致了次貸危機的爆發；最后，受到美元關鍵貨幣地位的影響，美國制造業引領了全球生產體系的發展，這造成了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和歐佩克成員國為核心的全球儲蓄過剩，隨著跨國企業在海外投資的加劇，美國制造業創造就業機會的能力被嚴重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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