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與拉策爾基本同時期的人物，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1859-1925)則是英國視野下的近代邊疆理論的重要代言人。寇松本人出身于貴族家庭，早年在伊頓公學和牛津大學求學，1886年進入英國議會，之后在英國外交與殖民事務部門常年歷練，并在內亞和遠東各國廣泛游歷，1898年被任命為英屬印度總督，1919年至1924年擔任英國外交大臣。由于寇松本人的這種經歷，使他成為大英帝國歷史上具有絕無僅有之影響的地理學家。[21]

在寇松的時代，大英帝國正處于最強盛的時期，不僅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力量，同時也控制著世界上最大面積的殖民地。“英國曾經沒有疆界，只有海洋。現在我們擁有了地球上所有主權中最廣闊的領土疆界”，[22]在這種背景下，英國所面對的就不僅是作為天然陸地邊界的海域本身的問題，而要進一步處理之前所不了解的殖民地疆界的問題，這中間不僅包括山川、河流等自然地理邊界，而且還存在著無法以自然地理界限來加以定義的其他疆界。在他于1907年所作的著名的《論疆界》講演中，寇松認為“疆界政策研究作為政府科學的一個分支具有最重要的實踐意義，較諸行政、經濟等自然其他因素對于國家的戰爭與和平影響更為深遠”，[23]而疆界則存在一個從自然疆界向人為疆界的逐步轉變過程，他進而分析了在歷史上作為自然疆界的海洋、沙漠、山脈、河流以及森林、沼澤等在劃分國家間邊界方面的優缺點，而在這之后，人為疆界開始成為近代處理邊疆問題的重心。在寇松看來，“隨著人口增長，工商業繁盛和陸海軍的日益發展，較大的政治集團開始取代較小的集團，自然疆界便無法滿足需要了。人們必須從種族、語言、貿易、宗教和戰爭的復雜運作中找到根據，人為地劃定分界線，對自然疆界加以補充，或者取而代之”，[24]而在這當中，為了維系大英帝國的穩定，寇松認為最好的保護方法應該是發展勢力范圍和確立緩沖地帶，而這種方法，后來為其他西方國家所仿效。[25]而在面對具體的英屬印度邊疆時，他主張以強有力的政策來維護和鞏固邊疆，而疆界則被他看成是帝國偉業以及維護帝國意志的關鍵所在。[26]

當然，在討論寇松的邊疆理論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到英國在殖民時代邊疆政策方面內部差異性。例如，它在對待不同類型的殖民地上實行不同的政策，對于像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移民型殖民地，允許根據其內部特征建立自治統治，建立相應的責任型政府;而對于印度等非移民型殖民地，則采取直接統治方式進行治理，并直接介入當地與鄰國的邊疆問題。[27]寇松的邊疆思想正是在處理后一種類型殖民地的大背景中展現的。

而在另一方面，英國的邊疆政策及其力量也同樣展現在其“非正式帝國”的思想與行動共同體認同當中。這種“非正式帝國”結構不僅在于其對帝國各部分的控制不僅僅采用完全剛性的政治和軍事手段，而且還以柔性手段進行文化、社會心理和制度層面的共同體建設，進而維系大英帝國的整體穩定和一致對外。1877年12月英國維多利亞女王接受“Kaiser-i-Hind(印度女皇)”這一新女皇頭銜的儀式與集會在某種程度上就成為形塑這種“非正式帝國”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在當時，這個稱號在“一個恰當的時機來巧妙地結合羅馬的‘凱撒’、德國的‘皇帝’和俄國的‘沙皇’等帝王頭銜。在印度的背景中，這將是一個獨一無二的頭銜，將不會像女皇(empress)一樣存在著被印度人發錯音的危險，也不會使英國的統治與那些用濫了的頭銜相聯系，如‘沙’、‘帕迪沙’或‘蘇丹’。它避免了和印度或穆斯林的頭銜公開相結合。”[28]這次儀式與集會成為體現英國對印度統治合法性的一個里程碑事件，并在1903年寇松的英屬印度總督任上被再次重現。

除了具體的儀式表現之外，寇松還十分贊賞美國西進運動中所體現的美國邊疆精神，他不無羨慕地感嘆道“在這個舞臺上，到處都是安德魯·杰克遜和亞伯拉罕·林肯這樣的杰出領袖閃耀登場。在探索其占據的、人性的邊疆的過程中，整個民族得以凈化并團結在一起，驕傲地分享著成就和苦難留下的遺產”，[29]進而非常強調作為整體的大英帝國邊疆人和邊疆傳統的塑造，他認為“大不列顛帝國正在形塑著不列顛性格，而不列顛性格也建構了不列顛帝國。在多種多樣的邊疆領土上，在印度邊界的貧瘠山地中，在喜馬拉雅山脈終年不化的積雪里，在波斯或阿拉伯的熾熱沙漠中，在接近赤道的非洲沼澤和叢林里，在與人和自然界堅持不懈的斗爭中，你都可以發現我們祖先遺留下來的風范”。[30]當然，由于大英帝國本身結構與美國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他對于大英帝國“邊疆人”和邊疆傳統的期許并沒有最終實現，一戰之后大英帝國的逐步崩解無情地擊潰了他的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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