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心在國內
即便著眼于更好地解決國內問題，中國也需要構建一套更為復雜成熟的大戰略。雖然中國政府尚未發布任何官方文件予以闡述，但我們能夠從“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的概念中推導出其基本方向。2006年，中共中央宣稱，中國的“外事工作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緊密結合國內工作大局，在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中加以推進”。中國戰略思考中正在顯現的四大變化趨勢，可以讓我們一窺新的中國大戰略的核心內容。
第一個重大轉變是，中國政府將經濟和非傳統安全的關切，與傳統的軍事和政治利益相融合，從而形成了一套綜合安全觀。中國軍事規劃部門所考慮的，不僅包括恐怖主義和海盜等跨國性問題，還涉及如何推進參與聯合國維和任務等合作性行動。在維護全球金融市場穩定方面，中國也必須與其他國家展開合作，才能保護自身經濟安全。這一切都意味著，中國基本上不可能在敵友之間作出涇渭分明的區隔。美國對中國構成政治和軍事威脅，而美國的堅定盟友日本也可能成為中國的地緣政治競爭對手，但這兩個國家恰巧也是中國的兩個最大經濟伙伴。即便與歐盟之間的政治困難有所抬頭，歐盟作為整體仍然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雖然部分中國人將俄羅斯視為潛在的安全盟友，但從經濟和社會層面看，俄羅斯對中國的重要性遠不及美國的另一軍事盟友韓國。對于北京來說，想要調節傳統的政治/軍事關切和當前不斷擴展的社會/經濟利益之間的不同取向，將是非常艱難的。這種努力其實就是在毛澤東和鄧小平那兩種不同的時代遺產之間進行調和。北京能實現的最好選擇，是在加強與其他大國之間經濟聯系的同時，盡最大努力減少和它們發生軍事和政治對抗的可能性。
在中國外交領域凸顯的第二個重大轉變是，從以處理國家間關系為主，更多地轉向處理功能性問題，并且更加重視多邊。這種面向功能性議題（反恐、核不擴散、環保、能源安全、食品安全、防災等等）的轉變，使中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雙邊關系變得更為復雜，不論這些國家是否對華友好。例如，長期以來，中國和印度之間存在著不同的地緣戰略利益和領土爭端，但兩國在抵擋來自西方的減排壓力方面具有共同利益，從而形成了這一領域的合作關系。又如，盡管伊朗是向中國供應石油的關鍵國家，但伊朗在發展核項目方面與西方產生的爭執正考驗著中國對全球核不擴散體制所作出的承諾。
中國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方面作出的調整給中國外交帶來了第三個重大轉變。北京對于GDP增長的熱情正逐漸讓位于對經濟效率、產品質量、環境保護、社會安全體系和技術創新的重視。北京對“發展”這一核心利益的理解已經涵括了社會層面。由此，中國領導人決心通過促進國內消費和減少對出口和外部投資的依賴，努力維持高增長率。在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國際經濟摩擦更趨激烈之際，中國領導人比以往更加關注全球經濟不平衡和金融市場波動問題。從中國的長期利益來講，人民幣需要漸進升值，只是出于短期內出口收益的考慮，中國決策者難以采取美國和其他國家所敦促的快速升值措施。中國只有大力促進國內消費和穩步開放資本市場，才能最終擺脫國際壓力。
第四個重大轉變與中國的價值觀有關。一些中國高層官員表示，盡管中國擁有獨特的政治體系和意識形態，它仍然可以和其他國家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進行合作，回避了價值觀是否也可以成為合作基礎的問題。但是中國既然非常強烈地想要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改善自身的國際形象，那么分享善治、透明等國際社會的共同價值觀，看來勢在必行。中國國內存在的一些困難和考驗，諸如嚴重的腐敗和在部分地區出現的族群沖突和群體性事件，可能會促進中國政治精英在價值觀層面發生轉變。這些困難和考驗說明，穩握政權和國家復興都需要更高的透明度和更有效的問責，同時還需要更加堅定地履行對法治、民主和人權的承諾，而這些都是當今世界普遍共享的價值觀。
上述四大轉變都不是一帆風順，也并非絕對不可能逆轉。然而，它們的確揭示了一些基本趨勢，這些趨勢將在可預見的未來塑造中國的大戰略。胡錦濤和其他領導人號召要更好地“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這意味著應對國際挑戰的努力絕對不能損害國內的改革事業。當前，中國的外部挑戰不僅來自美國、日本等其他大國，而是逐漸更多地來自一些功能性問題。為了有效應對這些挑戰，中國需更具合作精神地處理與其他國家的關系，倡導那些能得到廣泛接受的價值觀。
因此，如果北京將某一個國家確立為主要威脅，并將調動各方面力量排除該國影響作為對外政策的統領一切的原則，這就不夠慎重了——假如美國或是其他大國確實將中國當作首要敵人，從而迫使中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那自然另當別論。另一方面，韜光養晦固然是中國對外政策的應有之義，但卻不能囊括其指導原則之全部。一項大戰略必須考慮其他長遠目標。讓中國成為世界首強是部分中國人心向往之的愿景。解放軍國防大學的教員劉明福大校稱，中國應該把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的軍事力量作為未來發展目標。還有人主張，將中國的發展經驗（所謂“北京共識”）提升為一種可以挑戰西方制度、價值觀和領導地位的替代性發展模式。不過，中國領導人并沒有夢想著讓中國成為一個霸權力量或將中國樹立為他國的標桿。面對不斷上升的國內和國際壓力，在確定短期和長期目標時，中國領導人還是非常冷靜的。他們的主要關切是，在如此之多的棘手威脅面前，如何最好地保護中國的核心利益——主權、安全和發展。如果非要為中國的大戰略確立一項統領一切的原則的話，那應該是改善中國的民生、福祉，并通過社會公正促進公民的幸福感。
如果中國能夠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物品，與其他國家更多地共享價值觀，中國的國家利益也將得以更好的維護。其他國家對中國成為一個全球性力量會作出何種反應，將對中國的內部發展和對外行為產生重要影響。
強國之誕生
在確定了中國的核心利益以及對其構成威脅的外部壓力之后，余下的問題便是：中國領導人如何抵御這些威脅，捍衛本國利益？
中國能否繼續在經濟現代化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世界的穩定。因此，致力于營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符合中國的利益。它應當通過和平方式解決遺留的主權和安全問題，包括與鄰國之間存在的棘手的領土爭端。考慮到現在當權的臺灣地區領導人不致謀求正式“獨立”，北京對維護兩岸和平關系更有信心。但北京和臺北之間尚未達成一項可以防范雙方關系再次出現緊張的政治協議。中國政府還需要找到維護西藏和新疆穩定的有效途徑，因為出現在那些地區的不安定狀況很可能導致別國有所反應。
盡管中國大部分民眾支持中國擁有一支更強的軍事力量，以保衛國家的重要利益，但是他們也應當認識到由此帶來的兩難處境。中國必須使包括美國和亞洲鄰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相信，它在增強國防能力特別是加強海軍建設時考慮到了別國的關切。它需要讓解放軍的發展規劃更加透明，并展現出與他國合作構建亞太地區安全架構和維護既有全球安全機制（特別是核不擴散機制）的意愿。中國必須繼續與其他國家合作，防止伊朗和朝鮮取得核武器。如果中國能和其他國家一起，為加強網絡安全和太空安全作出更多貢獻，那么中國自身的國家安全也將得到維護。當然，這并不排除中國在發生一些特殊情況（如遭到恐怖襲擊）時使用武力來捍衛主權和安全的可能性。
中國已經參與了幾乎所有的現存全球經濟機制，但在其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受到全面承認之前，中國仍需作出更多努力。它在二十國集團、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全球機制中正逐漸擁有更大的發言權。如今，中國需要作出具體的政策建議和調整，從而在促進國內發展方式轉變的同時幫助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如果中國能夠在建設低碳經濟方面成為良好示范，那么中國和世界都會受益。
大戰略通常需要界定地緣戰略重點，而亞洲便是中國的地緣戰略重點。過去通往中亞和南亞的交通條件并不完善時，中國的發展戰略和經濟利益偏向于東部沿海和環太平洋地區。當前，雖然東亞仍非常重要，但中國應對西部給予更多的戰略關注。十多年來，中央政府已經在西藏、新疆等諸多西部省區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戰略。中國目前正在更加積極地倡導和參與在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亞地區以及里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新項目，并通過這些地區直達歐洲。這種“向西看”的戰略將重塑中國的地緣戰略構想和歐亞大陸版圖。
當然，與其他大國之間的關系仍然是中國維護自身核心利益的關鍵。雖然中國與相關國家之間的經濟相互依存度之高前所未見，但中美、中日之間仍缺乏戰略互信。中日美三邊關系必須是穩定的和建設性的，因而有必要展開三邊戰略對話。此外，中國需投入大量資源，以在世界舞臺上樹立更加良好的形象。一個實現善治的中國將會成為一個可親的中國。更加重要的是，中國會逐漸認識到，軟實力絕不是人為生造的，那種影響力更多源自于社會而非政府。
要想更好地制定和實施中國的大戰略，有兩項艱困任務擺在中國面前。第一，促進中國政府不同部門之間的政策協調。如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幾乎所有機構都在不同程度上參與對外事務，顯然他們不可能以同一種方式看待中國的國家利益，也不可能發出同一種聲音。這種情況常常使國外人士和中國公眾陷入疑惑。
第二個挑戰是，在國內價值體系迅速變化之際，需要對中國政治精英和普通公眾的不同立場和觀點加以疏導。一般的期待是，將公眾對政府政策的支持調動起來，可以在鞏固政權國內聲望的同時增強在外交上討價還價的能力。但如果政策未能在短時間內奏效，過度的民族主義就會引發公眾的挫敗感，給政府帶來更大壓力，從而不僅破壞中國自己的政治秩序，也損及其對外關系。即便在對外事務上允許有多種不同聲音，中央領導層也應更加明確有力地將自己的觀點傳播給公眾。中央的觀點與媒體和網絡上那些聳人聽聞的言論相比，一直都是謙虛謹慎的。
沒有任何一個大國的利益能夠與國際社會的利益完全吻合，中國也不例外。中國擁有世界上大約五分之一的人口，它更像是一個大陸而非一個國家。雖然為中國設計一套大戰略是如此之復雜，但這一努力應符合中國的國內關切，并在總體上對國際社會有利。如果中國能夠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物品，與其他國家更多地共享價值觀，中國的國家利益也將得以更好的維護。
其他國家對中國成為一個全球性力量會作出何種反應，將對中國的內部發展和對外行為產生重要影響。如果國際社會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國在維持自己生存和實現現代化方面的雄心壯志、憂慮和困難，那么中國民眾將自問：為何自己的國家要被基本上由西方所確立的各種規則所束縛？中國理應被期待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但國際社會也應該承擔起責任，幫助世界上這個人口最多的國家自立于不敗之地。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王緝思教授 本文英文版原載于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Affairs）2011年3/4月期，中文版由作者授權于《東方早報》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