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朱德、毛澤東領導的紅一方面軍一樣，紅四方面軍在斗爭實踐中，也產生和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創建根據地、發展壯大紅軍，開展軍事斗爭，贏得戰爭勝利的軍事思想理論，形成了自己的作戰方針原則、一整套克敵制勝的戰略戰術和富有自身特點的優良的戰斗作風。(可遺憾的是，紅四方面軍至今沒有一部較為全面的軍史，只有一部《戰史》)作為紅四方面軍的總指揮，徐向前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作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此外，作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紅四方面軍既有軍事工作、黨團工作、政治工作、群眾工作、敵軍工作等各項工作任務要求，又有中共黨的干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社會政策、俘虜政策等各項政策的規定，既有政治紀律、軍事紀律、生活紀律、群眾紀律等嚴明紀律約束，又有軍政關系、軍民關系、干群關系、上下級關系等各種關系的準則規范。歷史表明，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一樣，走的是艱苦奮斗的道路。同時，還必須看到與紅一方面軍相比，四方面軍由于純粹由農民起家，起點較低，其成長道路自然更為漫長和艱難，所以其領導者也必然有更多的磨礪，而對徐向前來說，它又是不可多得的“時勢造英雄”的重要契機。因為有了鍛造紅四方面軍的艱難、獨特而豐富的歷練，所以，徐向前不僅外在領導層次上要比林、彭、劉高一些，其內涵功力上也比林、彭、劉豐富深厚一些。
紅軍時期，紅四方面軍和紅一方面軍(或稱中央紅軍)，雖然分頭在各自的戰略區奮戰，各自走上了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形成了各自的鮮明特色，但是，它們有著共同的革命本質，同樣鑄造了輝煌業績。然而，仔細看起來，和一方面軍相比，四方面軍除了上述數字方面的優長外，還存有如下幾個方面更為豐富的經歷和更為獨特的成就。
第一、正規化建設程度更高。一、四方面軍都是從游擊作戰開始。四方面軍根據地域、敵情和紅軍發展狀況，較快地從游擊戰向運動戰轉變，部隊的正規化建設較快。相反一方面軍轉換較為緩慢。正規化程度如何，不僅體現在兩支部隊的軍事思想、組織指揮、體制編制上，更體現在一些戰役戰斗的結局上。比如湘江戰役失敗，不能說與這支部隊的嚴重的游擊習氣沒有關系。遵義會議之后，一方面軍的游擊習氣仍然嚴重存在。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后，政治局和軍委的“松潘戰役計劃”那么嚴肅重大的軍事決定，林彪在前線想不執行就不執行，毛澤東等人居然也就隨了他，以致成為了導致松潘戰役流產的重要原因之一。四方面軍的正規化建設比一方面軍扎實得多。早在鄂豫皖蘇區第三次反“圍剿”時，面對敵人20余萬兵力，四方面軍3萬余人在徐向前指揮下，實行“圍城打援”戰法，連打四個大戰役，共殲敵6萬余人，其中蘇家埠戰役殲敵3萬余人，生俘敵軍總指揮厲式鼎。這些勝利既得益于高深的戰略籌謀和各種戰術精準運用，又得益于部隊正規化建設。正規化建設的水平，也可以體現在機動能力和遠距離運動轉戰能力上。1932年紅四方面軍西征轉戰，蔣介石親自指揮10萬大軍圍追堵截，而紅四方面軍的行動，令行禁止，干脆利落，不拖泥帶水，沿途共殲敵1.5萬余人，并翻越大巴山，進入川北，開辟了川陜蘇區。其干練和效率，遠強于一方面軍長征之途。四方面軍的軍略戰略戰術水平的提高和正規化建設的加速，既得益于分別精通國民黨軍軍事、日本軍事、蘇聯紅軍軍事的曾中生、舒玉章、李特等三人的引進借鑒教練，更得益于徐向前統籌融匯，并結合紅軍軍事斗爭實踐的開拓創新。
第二、大兵團作戰能力。紅一方面軍直到1933年夏天，也就是第五次反“圍剿”前，紅軍總人數一直在4萬上下徘徊，也就表明部隊作戰說不上大兵團作戰。從第五次反“圍剿”準備開始，大量補充新戰士，然而這次反“圍剿”作戰也算不上大兵團作戰形態。真正算得上大兵團作戰的是湘江作戰，可是，卻又是一場前所未有的慘敗。而四方面軍的反六路圍攻、強渡嘉陵江，以及進軍岷江流域的作戰，都不失為紅軍戰史上大兵團作戰的成功范例，堪為經典之筆，應該說也屬徐向前的得意之作。紅軍三個方面軍會寧會師后，毛澤東于1936年10月指揮寧夏戰役，此戰可稱為大兵團作戰，然而其結局卻是慘不可言，成為典型的失敗戰例。所以，可以說徐向前是紅軍時期唯一的一位多次組織指揮大兵團作戰，并取得勝利的領導人，即便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人都沒有如此經歷。
第三、戰略戰術更豐富。中國工農紅軍各支部隊都具有豐富的戰略戰術，其中官方將一方面軍作為重點，作了全面總結升華，而四方面軍作為人數最多、打仗最多、殲敵最多，紅軍三大主力中的主力，其戰略戰術則更為豐富。四方面軍經歷了由游擊隊到正規主力紅軍的階段，積累了游擊作戰和大規模運動戰、攻堅戰、陣地防御戰等正規作戰的經驗，形成了獨特而豐富的戰略戰術。比如，游擊隊時，創建了七條游擊戰術原則。形成正規紅軍后，鄂豫皖時期，圍繞運動戰和攻堅戰，將“飄忽戰略”，圍城打援戰法運用得嫻熟自如。川陜時期，在敵重兵三路圍攻、六路圍攻面前，根據當地地形等條件，采取“收緊陣地”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收緊陣地”這一特別富于表現力的專有名詞正是四方面軍的創造，其內容豐富，思想精深，非比尋常。“收緊陣地”，強調的是以“陣地”為基礎，以“收”和“緊”為主導，它為敵消我長，我反攻勝利，規劃了藍圖。在敵強我弱情況下，面對敵“圍剿”大軍，紅軍一般采取先退一步，誘敵深入。四方面軍既認同和堅持這一原則，同時又不墨守成規，只要有機可乘，不放棄先機制敵，主動進攻。比如，鄂豫皖第三次反“圍剿”，就是乘敵部署未定，主動出擊，連續四次戰役，共殲敵6萬余人，粉碎了“圍剿”。川陜蘇區反六路圍攻勝利后，蔣介石準備川陜“會剿”，四方面軍又先敵一步，乘敵部署未成之際，主動進攻，打破了“會剿”。四方面軍是一支善于學習、善于創新，作戰特別講究從實際出發的部隊，其戰略戰術，不斷創新，不斷豐富，其戰略戰術成就，與它的戰績一樣，在中國工農紅軍中，具有崇高地位。同時，它又是中國紅軍中唯一的一支在獨立自主條件下，解決了反“圍剿”反圍攻作戰的戰略和戰術、理論和實踐的紅軍主力部隊。
第四、開創了諸多根據地。紅軍10年，就根據地來說，紅一方面軍是長征“一條線”的兩端，中央蘇區和陜北蘇區，而陜北蘇區為別人開辟，一方面軍參與了擴大和鞏固行動。就建立根據地的自覺性和創建經驗的豐富性來說，紅四方面軍要突出得多。紅四方面軍不僅先后建立了鄂豫皖根據地、川陜根據地，還在長征路上創造了劍(閣)梓(潼)江(油)北(川)根據地，包括茂(縣)汶(川)理(縣)、綏(靖)崇(化)丹(巴)懋(功)、天(全)寶(興)蘆(山)名(山)雅(安)邛(崍)大(邑)、甘(孜)道(孚)爐(霍)瞻(化)地域的川康特區，以及甘南岷(州)洮(州)漳(縣)西(固)渭(源)臨時根據地，等等。紅四方面軍創建根據地，其主要特點為：最具自覺性和積極性，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方法多種多樣，既有漢民族地區，又有少數民族地區，因而經歷和經驗最豐富。特別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先后建立“格勒得沙”和“波巴依德瓦”民族民主政權的活動中，實行中共民族政策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為后來的民族區域自治，作出了有益的歷史性探索。
第五、寬闊胸襟和全局觀念。紅四方面軍一貫顧全大局，珍視兄弟部隊友誼。早在鄂豫皖時，四方面軍就有配合兄弟部隊行動的經歷。遵義會議之后，處于困難中的一方面軍急需策應援助，四方面軍不惜放棄大發展機會，迎難而進，強渡嘉陵江，進軍岷江流域，并南下千里迎接，實現了兩軍會師。發現一方面軍嚴重困難，四方面軍大力給予糧食物資和部隊補充。1936年，在紅二、六軍團困難時期，紅四方面軍又調整行動部署，南下數千里迎接，并熱情給予糧食物資和部隊補充。歷史事實表明，沒有紅四方面軍的迎接，紅一、二方面軍不可能完成北上任務，甚至有被國民黨軍消滅的危險。此外，紅四方面軍還積極策應了紅二十五軍的長征。更為突出的是，紅西路軍為了策應中共中央和河東主力的生存和安全，于河西地域孤軍奮戰至一槍一彈。可是，紅四方面軍這支胸懷全局，忠實于理想信念，忠實于黨、人民和民族的部隊和成員，卻長期不被信任，并飽受歧視，從而使廣大指戰員始終面臨不公正對待的考驗。
以上，就是徐向前所在的紅四方面軍的非凡而坎坷的經歷，這種背景下的總指揮徐向前，自然舞臺更寬闊，視野更高遠，歷練更豐富，涵養更深厚，而如此條件下造就的作戰指揮能力，自然也就居于更高層次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