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失敗掩蓋下的戰略雄才
質疑徐向前打仗能力起因于西路軍失敗，我們正可以探討這一問題。紅軍西路軍奮斗在中共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極端困難時期，它以全軍覆沒的代價，有力地策應了河東，對中共中央和和紅軍主力的生存與安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表現了崇高的歷史擔當，作出了不朽的歷史貢獻。可是，盡管如此，失敗并非它的唯一歸宿。那么，西路軍是怎樣失敗的呢?西路軍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戰略指揮失誤，毛澤東為主要責任者。徐向前處于前線戰役指揮位置，他與毛澤東在戰略行動方針上存有嚴重分歧，正是因為徐向前的正確主張屢屢被否定，西路軍被迫實行毛澤東錯誤決策，才造成了最終失敗的惡果。西路軍失敗是新中國建國前極為重大的事件，造成的損失不可估量，也是毛澤東畢生中與大躍進、“文革”同列的三樁根本性錯誤。
毛澤東何以造成西路軍失敗呢?筆者以為，此時的毛澤東軍事戰略能力尚欠成熟，遠距離戰略指揮力不從心。說此時毛澤東的軍事指揮能力不如徐向前，必然有人一聽就會跳起來。其實大可不必。佛教徒見廟就拜，而筆者研究歷史，不論是誰，只認史實。只要看看史實，稍作比較就會明白。
毛澤東搞軍事為“半路出家”，井岡山會師之初作戰主要依靠朱德，后來也很長時間難以離開朱德的“拐杖”。就指揮作戰來說，中央蘇區形成后，直接參與的是第一、二、三次反“圍剿”。1932年第四次反“圍剿”前寧都會議后“賦閑”，直到1935年1月遵義會議之后出山。這之后接連打了幾個敗仗，所謂“得意之筆”四渡赤水，實際上也很普通，甚至說很有點窩囊。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后，主導指揮松潘戰役第一階段作戰，可以說窩囊至極，還餓死紅軍成千上萬。后來進入陜北，參與指揮直羅鎮戰斗，獲得成功，與彭德懷領兵東征山西，取得勝利。1936年6月部署西征作戰。這就是毛澤東軍事生涯履歷。
而徐向前呢?上文我們已經明了，就作戰數目、作戰規模、作戰成果(包括殲敵數字)等方面比較，紅四方面軍比一方面軍都要大得多，有的還須以倍數來表示，而四方面軍的每一場作戰，都沒有離開徐向前。所以，說徐向前身經百戰，并不是浮夸，說徐向前的軍事實踐和經驗比毛澤東豐富，也并不為過。此外，就兩人的履歷來說，徐向前是完備的，而毛澤東則是有缺陷的。徐向前不論是戰略籌劃、戰役和戰斗的部署指揮，以及各種戰略戰術運用，都得心應手，面對新情況，也有豐富經驗，有一整套應對辦法，即使在河西，對付馬家軍，如果不是戰略出現問題，徐向前應對也不會出現意外。毛澤東的缺陷在哪里呢?毛澤東指揮西路軍，與徐向前的角色和崗位完全不同，他屬于數千里外遠距離戰略指揮，這在毛的履歷上屬于空白，他原來根本沒有如此經歷，也缺乏必要訓練，因而嚴重缺乏這一能力，這是不爭的事實。而當時西路軍西進方向河西走廊，處于特殊的地理環境、氣候特點，以及特殊的民族民情社會條件，同時西路軍還面臨著孤軍深入遠出獨立作戰，以步敵騎，以弱敵強，以寡敵眾的不利作戰條件，西路軍面臨的處境前所未有，毛的戰略指揮論說尤其應該深謀遠慮，謀定而動。可是，他嚴重缺乏久遠的戰略考慮和堅定不移方針，時時事事以河東暫時局勢為轉移，不斷改變戰略決策，一時命令西進接受物資，一時命令東進策應河東，一時命令就地停留，建立根據地，循環往復，變幻無常，致使西路軍部隊在河西走廊這條危機四伏、絕不可久待的弄堂里涮來涮去，不斷消耗。這種嚴重脫離實際的錯誤指揮，對面臨強敵和不利境況的西路軍及其身在前線的領導人造成了嚴重困境。西路軍完全喪失了主動權。為了堅決執行中共黨和紅軍的戰略任務，為了西路軍的生存，徐向前等西路軍領導人不斷向軍委提出不同意見和許多合理性建議，也進行了不懈的抗爭，可是，都無濟于事，毛澤東等人要么嚴辭拒絕，要么粗暴批評，更為惡劣的是大扣政治帽子，追究歷史“根源”，令你無可動彈。這些，正表明毛澤東戰略指揮能力和素養的嚴重欠缺，根本不能適應對面臨復雜局面的西路軍的遠距離戰略指揮。
研究西路軍歷史不難發現，徐向前在打通國際路線，接受蘇聯援助和四方面軍及西路軍行動上，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也有與毛澤東完全不同的戰略構想和主張，每逢重大轉折關頭，也都有明確的戰略計劃，這些計劃符合實際，切實可行。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干涉和否定，如果徐向前的計劃能夠得以實施，西路軍必然是另一種結局，中國革命進程也必然是另一種狀態。可是，由于毛澤東的錯誤導致西路軍失敗，而徐向前正確的戰略主張和才能，也一并遭到了掩蓋和埋沒。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西路軍失敗的漫長過程，經歷了四個階段。這四個階段，也是西路軍生死存亡的四個重要節點，仔細觀察這四個節點，即能明白是非，發現事物的本質。
第一，寧夏戰役之前。1935年，共產國際和蘇聯直接援助中國紅軍的戰略設想已經基本形成，并開始了接通中國紅軍的具體部署。1936年秋，隨著紅軍一方面軍西征進入甘寧邊和二、四方面軍北上甘南，打通蘇聯，接受援助的基本條件已經具備，又由于原駐西北的蔣軍嫡系因“兩廣事變”南下后返回西北尚需時日，給紅軍行動提供了有利時機。可是，毛澤東卻過分從一方面軍局部利益考慮，執意要等待黃河結冰期(12月份)行動，隨后又在蔣軍嫡系胡宗南等部大舉前來“剿赤”的嚴重情況下，錯誤地將紅四方面軍部署到西蘭大道那條狹窄“弄堂”里阻擊強敵擋子彈，以繼續“等待冰期”。這一決策，事實上不僅難以達到目的，相反，有令弱勢的紅軍陷入不利戰場，遭集中之敵包圍消滅的危險。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徐向前提出了紅四方面軍從永靖、循化間渡河西進的意見，并參與制定了這一行動計劃。這一計劃不僅可以使紅軍先敵爭取主動，避免置于不利地區與敵決戰的嚴重弊端，同時又能于有利地域與一方面軍會師，迅速達成紅軍先取寧夏，后取甘西的戰略目標，并且更有利于三個方面軍配合作戰。可是，卻遭到了毛澤東等人嚴格制止。結果，四方面軍被迫全軍進入西蘭大道，在蔣介石親自部署指揮的“圍剿”面前，不僅四方面軍遭受了巨大損失，而且毛澤東“等待冰期”設想迅速破產，奪取寧夏計劃遭到嚴重威脅，紅軍全線被動，為后來西路軍困局種下了根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