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描述的是后發國家在從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轉型的過程中，低附加值、高耗能、高污染的傳統模式不可為續，學習發達經濟體的增長方式技術進步又跟不上，經濟發展的潛力空間消失、增速大幅波動或長期陷入停滯，早期積累的經濟社會問題不斷增加并集中爆發。這使得整個國家如同陷入了一個漩渦，長期在中等收入階段徘徊不前，無法在真正意義上實現轉型或者因為各種原因導致轉型陷入失敗。

探尋各國跨越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深度原因，可謂一件苦差事，不僅涉及到經濟層面的諸多原因，還涉及到政治、社會、文化等等諸多方面。陷阱的背后是傳統增長模式的枯竭與轉型升級的失敗，傳統增長模式的枯竭主要源自”追趕效應“的消失、不斷上漲的要素價格、內外失衡等等，而轉型升級的失敗則可能源自制度缺陷或戰略失誤、國內經濟的脆弱性、社會秩序的不穩定等等。

追趕效應進入尾端

“追趕效應”描述的是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窮國在發展初期更容易實現持續高速增長。從全球產業鏈分工或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角度可以更好的理解這個概念。貧窮國家在加入全球一體化分工的時候，貧瘠的技術積累、低廉的要素價格、匱乏的資本存量、以及脆弱的產業結構等一方面是前期制約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也為后期追趕提供了較大的增長空間。貧瘠的技術積累與低廉的要素價格，導致少量的資本投入就會大大提高單位勞動的生產效率;在本國資本存量匱乏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吸引外資的方式實現，而融入全球產業鏈分工可以為其提供發展契機;與此同時，在吸引外資的同時，國外相對先進的技術、設備與管理理念也會隨之進入。從生產函數的角度來看，窮國在融入全球產業鏈分工的過程中，生產效率與資本投入會同時提升。國際經驗顯示，從低收入群體邁向中低收入群體的過程中，追趕效應會最為明顯，進入中高收入群體之后，追趕效應帶來的紅利逐步減弱，代工式的傳統模式下的弊端逐步體現。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可作為考察追趕效應較好的參考指標，但是一方面TFP指標是個后驗的指標，另一方面計算起來太過復雜。由于基礎產業中制造業的可貿易性程度最高，因此也可以通過工業化率的變化來展開分析。

韓國和日本同屬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它們的經驗顯示在進入中低收入群體的過程中，工業化速度較快;進入中高收入群體之后工業化進程有所放緩，而在逐步接近以及進入高收入群體之后整個工業化進程結束，步入后工業化時代，一二產業的占比下降，第三產業占比趨勢上行。泰國和馬拉西亞也可以參照。馬來西亞在1963年前后進入中低收入群體后工業化進程發展的比較快，但在1978年前后進入中高收入群體之后工業化進程明顯放慢，近年來隨著距離高收入群體的門檻逐步邁進工業率開始出現下降;泰國在1995年前后步入中高收入群體之后，工業化速度較前期也開始減慢。拉美國家具有類似的規律，但整個發展歷程反復無常、波動過于劇烈，人文、社會結構也與中國迥異，對我們的警示作用大于啟發。

客觀的講，“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策思路對于中國早期工業化進程的迅速推進起到了較好的效果，當然也帶來很多的問題;這就表現為中國工業化率一直處于相對比較高的水平。以粗鋼產量與生鐵的產量作為工業化發展尤其重工業化發展的度量指標。建國初，中國粗鋼年產量僅100萬噸左右，截止2011年已達到近7億噸，60余年間翻了約700倍，年復合增長率近12%，尤其在發展早期，一段時期內保持在年復合增長率約15%的相對高速增長;生鐵產量具有類似的特征。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也有類似的發展歷程。建國之初，中國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不足百億元，占GDP的比重在10%左右，至2012年，中國固定資產形成總額已達到24萬億元，占GDP的比重提升至46%。帶來的諸多問題，主要表現為：經濟的二元結構不斷強化、產能無序擴張與產能過剩、環境污染與資源浪費、資金利率用效率低下等等。

要素價格不再廉價

要素價格低廉，是窮國在追趕過程中的重要優勢。但隨著經濟發展，這種優勢會逐漸被透支殆盡，或者至少相對優勢在下降，對于生產國這種特征表現的非常明顯。我們以制造業雇員人均實際報酬作為衡量指標，審視一下主要經濟體勞動力成本近些年來的變化情況。較為有趣的是同時作為先發國家和典型消費國的美國、加拿大1970年代至1990年代勞動力成本的變化非常小，20年間勞動力實際報酬分別提升了3%和20%。相比而言，典型的生產國如日本、德國、新加坡、韓國等勞動力成本提升的非常明顯。其中日本、德國、新加坡20年間勞動力實際報酬分別提升70%、60%和70%;韓國作為典型的后發生產國，勞動力成本提升的最為明顯，20年間提升了近4倍。

阿根廷、巴西、南非、馬來西亞等曾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在入“陷阱”前勞動要素的成本上升也非常明顯，但隨著經濟在較長一段時期的停滯、波動加大等，勞動力要素的實際成本階段性的出現過回落。

看到勞動力實際成本的上升，很多人第一反應肯定是該段時期這些國家的人口結構是不是出現了惡化。事實上，先發國家與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中，除日本部分時段略有回落，其他國家在這段時期的勞動人口占比普遍是在明顯上升，美國1970年代是在上升的、80年代基本持平。尤其韓國最為明顯，勞動人口占比在1970年至1990年之間明顯上升，從55%左右提升至接近70%。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在勞動力實際成本明顯上升的階段，勞動力占比也是在明顯上升的，或者如阿根廷基本持平的狀態。因此，人口結構根本不是勞動力實際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

導致勞動力成本上升的邏輯，可以采用“兩部門”模型解釋(即“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如果將整個經濟體分成“可貿易部門”與“不可貿易部門”，那么加入全球貿易分工會從兩個層面導致勞動力實際成本的上行。首先，由于追趕效應的存在，可貿易部門的生產效率較融入全球產業鏈條之前出現明顯提升，并導致可貿易部門的勞動力實際成本提升，并通過勞動力市場的流通帶動不可貿易部門的勞動力實際成本上升。其次，如前所述，追趕效應會帶動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可貿易部門的占比也會逐步提升。因此，“追趕效應”帶來后發國家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要素價格的上升也是不可避免的，而要素成本的提升會逐步削弱后發國家在“追趕階段”的國際競爭優勢，或者說逐步消化掉了后發國家早期發展模式的相對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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