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外失衡不斷加劇

導致傳統模式枯竭的另外一個因素，在于內外失衡的不斷加劇。在美元主導的全球“三元結構”下，“消費國-生產國-資源國”實現了良好的外部循環，但卻加劇了主要參與方國際貿易收支的不平衡，以及國內產業結構的不平衡。以美國、歐洲(德國除外)為代表的消費國，經常賬戶持續逆差，以德國、日本、中國、東南亞國家等為代表的生產國和以部分拉美國家、俄羅斯、阿拉伯國家為代表的資源國，經常賬戶則持續順差。生產國與資源國持續順差獲得的美元等貨幣，最終又通過購買美國國債等形式流回到消費國、支持消費國的過度消費。整個產業鏈條分工環環相扣，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生產國和資源國持續的貿易順差、消費國持續的逆差，與全球經濟的不平衡持續存在。而且在全球產業分工鏈條上定位越單一的國家，貿易不平衡的程度越深。

外部失衡主要表現為國際收支的不平衡，而內部失衡的表現多樣，但總的來看都往往會反映為國內經濟的脆弱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普遍存在內部失衡問題。用一個不是很恰當，但是很形象的比喻，有點類似于一個病人是外傷還是內傷，相比而言，內傷的表現會更隱蔽一些，調理起來往往也更麻煩一些。內部失衡的出現，有時候源于事件性沖擊的出現，更多時候則與該經濟體的政治、文化乃至國民性等諸多原因有關。以拉美國家為例，普遍不喜歡儲蓄，所以儲蓄率歷來比較低，但同時又要發展經濟，所以只好靠借外債的形式彌補。這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民主化運動風起云涌時表現的尤其嚴重，為討好選民，政府對經濟做出的承諾需要引入資金實現，于是外債規模不斷增加，并最終導致了本世紀初拉美債務危機的出現。

內部失衡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國內產業結構的不合理，通過商品出口結構情況，我們可以看出該國在全球化分工體系中的定位，國內工業化發展情況等等。無論資源國還是生產國，出口對GDP的貢獻都是非常大的，對于后發國家而言，貿易品往往是國內商品中相對比較成熟或者競爭優勢比較強的商品。因此，從主要國家出口商品結構的對比上，可以看出不同國家產業結構的大致情況。我們參考市場通用的HS分類法，將動植物、礦產原材料等劃歸為初級產品，紡織制品、服裝鞋帽、塑料制品、木制品及賤金屬制品等劃歸為低端加工品，將機電設備、運輸設備、醫療光學儀器等作為中高端貿易品。數據顯示，拉美國家主要以初級產品出口為主，出口附加值相對會比較低，而且出口對象往往比較單一。這使得這些國家抵抗沖擊的能力非常差。當全球經濟低迷，或貿易國經濟出現問題時，初級產品價格會劇烈波動，那些出口占比較高、且初級產品出口占比較大的國家，由于在國際市場上沒有議價權，往往受到的波及會更大。再疊加上脆弱的國內經濟結構，就很容易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的邏輯鏈，一直處于全球價值鏈分工中較為低端的層次，無法實現真正的突破，也就無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再換一個視角，我們可以從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的協調性上分析主要國家內部均衡與否的問題。這就像一個人財富量與消費層次的匹配與否問題。工業化可以類比成一個人的財富量，城市化可類比一個人的消費層次。歷史規律顯示工業化進程中，工業化率與城市化率同步提升;工業化后期及后工業化時代，工業化率逐步降低，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度會明顯降低，但城市化率總體已經處于比較高的水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普遍存在城市化率超前，而工業化率不夠或者工業發展還處于相對低等的水平。超前城市化導致的最直接的結果就是，貧民窟的出現與社會問題的增多，貧困、失業以及混亂的社會秩序，導致更大的貧富差距與社會二元分化，毒品交易、暴力犯罪盛行，進一步擾亂社會秩序，導致更大程度的貧困，并加劇轉型升級的難度。

轉型缺乏核心支撐力

事實上，融入全球產業鏈條的好處不僅包括早期“追趕效應”帶來的快速增長，外向型經濟還可以通過購買的方式獲取國外相對成熟的技術、設備與管理，彌補本國資本積累不夠、技術效率低下的不足。但是這在經濟發展進入到一定階段之后，會面臨另外一重的阻礙，主要包括：先發國家設定的技術與貿易壁壘、知識產權保護、國際貿易規則的變化等。如果說早期生產技術的提升，主要依靠的是“山寨”，那么從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的順利突破，也即沖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提高產品的研發能力與核心競爭力。

成功沖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無疑都在發展過程中提高了對研發創新的重視度;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反之，對研發創新點不重視導致“追趕效應”之后產品競爭優勢缺失、國內產業結構對風險的承受能力下降。我們從主要經濟體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以及每百萬人研發技術人員數量等指標來看，成功沖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研發對經濟的貢獻度都非常高，而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南非、馬來西亞等曾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泥潭中較長時期的國家研發對經濟的貢獻一直很低。這使得他們在全球貿易鏈條上的分工定位，只能在較長一段時期維持在相對低端的位置，即便一度沖入高收入群體或中高收入群體，也會因承受內外部風險的能力較低，而經常出現經濟的劇烈波動，無法實現真正的跨越。

動態的來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歷程中，研發占GDP的比重也是在不斷提高的。考慮到在全球產業鏈上的分工定位，以及數據的可得性，后發經濟體中韓國與臺灣的案例參考意義更大。韓國1990年代后研發費用占GDP的比重趨勢上行，由1990年代初的1.8%左右攀升至2012年的4%左右;臺灣的特點也是如此，由1990年代中期的1.7%左右攀升至2012年的3%左右。公共教育支出的邏輯類似。臺灣早于韓國步入高收入國家，但在進入高收入國家之后發展情況明顯弱于韓國，一個重要原因，即研發投資的相對不足導致產品在國際市場的核心競爭力與定價權弱于韓國。中國目前研發投資占GDP的比重與韓國和臺灣同等發展階段大致在同一水平。

如果從全球化3.0更為寬廣的歷史角度來看，我們就能得到關于經濟發展更為清晰的畫面——兩次世界大戰帶給全球的不僅是破壞，還有新的全球經濟格局。隨著美國的崛起，全球經濟逐漸演化的故事變成，只有加入了美國主導的“消費國-生產國-資源國”的全球產業鏈條中，才有機會分的全球化大生產的一杯羹。但是，后起國家在享受全球化分工帶來的效率提升的同時，如果沒有培育起國內的核心競爭力，國內產業鏈過于單一，就會導致在享受全球化盛宴的同時國內經濟的脆弱性不斷增強，在謀求升級的時候又經常會遇到先發國家的技術壟斷、國際規則的制定與修正、國內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集中爆發、以及先發國家經濟短周期回落的拖累等種種制肘。最終導致這些國家掙扎在中等收入階段，見不到增長的動力和希望，只能陷入低附加值、高污染的低端產品或服務生產環節。從這種意義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更多闡釋的是經濟轉型失敗的風險，或者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上無法實現升級或升級失敗的風險。

因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是提高在全球產業鏈條上的定位，對內改革與產業轉型升級，對外優化貿易結構。全球價值鏈分工上的提升，反映在貿易結構上主要通過兩個方向實現：1、商品貿易中，由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逐步升級，提高單位要素投入的附加值，并繼續提高中高端產品出口占比;2、提高服務貿易的占比，提高貿易活動的附加值。

目前商品貿易仍然是中國出口貿易中的主要組成部分，但近年來出口商品結構在逐步優化，初級品與低端品出口占比已由早年的70%以上回落到當前的不足50%。中國服務業對經濟的貢獻都遠低于其他主要國家，尤其服務貿易出口占總出口金額的比重遠低于其他國家，未來重視度會不斷提高。提高服務貿易占比，可以通過健全服務貿易體系來實現，也可以通過“買”的方式引入國外服務貿易的先進經驗。

而對內改革與產業轉型方面，成功國家的可參考經驗至少包括：1、重視從生產型創新向技術性創新的轉變;2、加大教育投資;3、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削減財閥權利;4、重視產業升級的頂層設計;5、縮小貧富差距、促進社會結構轉型;5、有效的抑制腐敗。因此筆者仍然堅持在《穿越鍍金時代》一書中的判斷，接下來5-8年對中國至關重要，干的好就是歐美，干的差就是拉美，并以此回應近期由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發言所引起的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大討論。

文/邵宇 來源: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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