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到南北朝，三百多年，中國分裂。這一個時期，據氣象學家的研究，正是亞洲北方大陸寒冷的時期。也有人以為，這時候，草原上民族生活不易，于是大批南侵，滲入中國。隋唐開始，也正是亞洲北方回暖的時期，草原上，出現一個強大的突厥，其號令所及，東到今天西伯利亞東端的海岸，西到阿姆河流域，乃是匈奴以后最龐大的一個草原強國。突厥的起源地是在蒙古高原西邊的金山地區；除了游牧以外，突厥人利用當地的鐵礦，善于鑄造鐵器。蒙古高原西南方，水源豐富，也是農牧兩宜的地方。因此，與匈奴相比，突厥人掌握更多的資源，也能發揮更大的力量。隋唐建國之初，對突厥人都要容讓三分，甚至于以優厚的條件，在逐鹿中原的時候，取得突厥人的合作。
唐代胡商俑，洛陽市出土，藏于河南洛陽博物館。洛陽作為唐代著名的商業都會，交通便利，商業繁榮，吸引了大量胡商來這里從事貿易。
隋唐的帝室，都是北周將領的后代，最初的根源都是爾朱榮率領的六鎮，其中包括胡人和漢人，即使是漢人，也已經相當程度地胡化。這一個軍事集團的領袖，幾乎家家都是胡漢通婚，所以隋唐帝室都兼有胡漢的血統。在隋代取得中國南朝領土以前，六鎮集團的行為，仍舊保持強烈的胡風。整體講來，唐代的君主傳統，不論生活習慣，或者族群觀念，其實并不符合漢文化的模式。例如，他們的婚姻關系，在中國人看來相當混亂，子烝父妾、兄弟相殘，親戚殺戮如仇人。至于女主掌權，武則天就是最著名的例子。如此行為的統治階級，在胡人看來，皇室就是胡人。所以隋、唐的中國，與各方胡人的交往，遠比漢代的胡漢之間為親密。
唐代的“道”體制
唐代政權的政府組織，不如漢代嚴整。可能是因為隋唐本來就是征服皇朝發展的延續，政權的合法性就在武力的控制。北周將領的家族，構成了統治階層的核心。再加上隋唐合并了南朝，南朝本來就是以士族統治為基礎。隋唐的政府結構，基本上建立在胡、漢大族的支持下，加上一些南朝發展的文官系統。唐代的士族政治，至少維持了高祖、太宗到武則天。在武則天手上，開始吸納不在士族圈子里的人才。一般人以為，武則天開始科舉制度，整體地改變了唐代的政治特性。其實，即使在武則天以后，科舉出身的進士，還是大族的子弟較多。唐代的科舉，并未制度化。權貴的賞識，人情的關說，以及本人的聲名，都足以將進士候選人送入文官體系。無論是士族子弟，還是進士出身，其具有的品行、能力和學問，都未必是擔任文官的條件。唐代文官整體的素質，確實是不如漢代察舉所得的賢才。到了唐末，士族力量的衰弱，與其是由于科舉進士的抬頭，毋寧是由于武人參政的分量更大。著名的牛李黨爭，一般當作是士族和進士之間的斗爭，可能也并非如此絕對。
北朝是征服皇朝，基本上沒有文官體制；隋唐的文官系統，是從南朝繼承。南方六朝，許多制度都是因陋就簡，并不完全是合理的制度。隋唐繼承南朝傳統，在文官制度上，也是非常混亂。唐代官制，一個官員的職稱，包括等級、職位、榮譽、勛位、派遣、兼任等等，不像漢代制度，一個官員擔任一個官職。而且，地方有較多的自主權，尤其天寶以后，地方權力坐大，封疆大吏可以封拜中央官職。例如杜甫，他的工部員外郎職位，乃是劍南節度使嚴武承旨封拜，杜甫從未在京任職。整體講來，唐代官員人數眾多，還要加上一些外族領袖的虛銜官，唐中葉以后的政府官員，較之唐初，增加人數可能不下十倍。這樣的體制，運作不會很順暢，中央的號令，更未必能在地方層次有效執行。
唐代地方制度，也與漢代的郡縣體制并不相同。隋唐先后統一中國，在平定的過程中，常有“某道總管”的名稱，意指這一戰線的統帥。唐代政治體制，原來只有州、縣兩個層次，但是后來，卻在州之上，又加了“某道”的“觀察使”，或者“節度使”，還是延續開國之初軍事行動的“道”。開國不久，唐代規劃了若干“道”，例如，“山南東道”、“山南西道”、“劍南道”等名稱。這種安排，與漢代的州，表達了不同的觀念。“州”是空間控制，“道”是線形的開展。在唐代，“道”的職掌，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將各地的資源——例如稅收的絹帛和谷米——經過該道的轉運使轉輸中央或者指定的地區。“條條大道通長安”，“道”的體制，實質上就是中央控制天下的網絡。這些“道”的名稱，到今天還存在于中國的省名，例如，山東、山西、河南、河北、江西、湖南、湖北等等。宋代只是將“道”改成“路”，其規劃還是延續唐代的諸道。“羈縻州縣”的“羈縻”兩字，也未嘗不是表達一個線性的聯系。
沒有邊界的唐代天下
唐代對于邊陲外族的關系，有其特殊的制度。太宗即位后，唐朝力量強大，突厥也不能不低頭。唐太宗與突厥會盟時，被奉為天可汗。北朝的胡人君主，都有可汗和中國皇帝的雙重身份。唐太宗其實也就是繼承同樣的傳統，一身兼中國大皇帝和草原上天可汗。從三個方向引向長安，都有特辟的交通路線，號稱“參天可汗道”。中國的州縣，除了內地是實際統治的部分外，在西、北、東三方面，都有所謂“羈縻州縣”。這些地方，有“大都督”、“大都護”這類名稱，甚至于還加上唐室中央政府的官銜，乃是名義上屬于大唐統治的疆域，實際上還是原來地方族群的領袖管理。
這些“羈縻州縣”以西北方向最多，唐代六百多州縣中，有二百多個是西方的羈縻單位。東亞許多國家的領袖，包括日本、高麗等等，都帶著唐代地方官職的官銜。固然日本從來沒有真正被唐人統治，而且唐室對日本也相當地寬容，只是日本實際執政的“將軍”，一直帶著“倭國國王”的頭銜以及“大都督”這類官稱。唐代的疆域，西過蔥嶺，到達今天阿富汗一帶，東到高麗和日本，北方包括整個草原，往南一直到今天的越南。這一個龐大的疆域，有本部和核心，再加上四周圍廣大的邊緣地區。在這種觀念下，唐代的天下，其實也沒有邊界；整個唐代，在北方、西方，都沒有長城，也沒有邊塞，那是一個開放的領土。任何族群愿意歸屬，其領袖都可以取得中國的官稱，列入大唐天下之內。這是一個開放的天下秩序，有極大的包容，也有極大的彈性。
相對于漢代的天下秩序，唐代又有所不同。漢代的天下秩序，最重要的觀念乃是皇帝承受天命，作為普世的共主。漢代逐漸擴張的過程，很重視中央的號令直達地方，也重視將地方的俊彥，納入統治機制。漢代重視的是從上到下，堅實的結構。而唐代的機制，則大開大闔，來者不拒，向四方延伸。有一次，我在西安，憑吊漢唐古跡，曾經將漢唐比較，認為漢代是厚實，唐代是宏大，各有其特色。
唐代的天下秩序，看來不是空話。唐太宗時，突厥與中國之間和平相處。過去長城沿線，并無嚴重沖突；不僅南北貿易，而且西、東之間，也在這一線頻繁來往。各處族群，在這一農牧交界處混合居住。安祿山就是營州混血的“雜胡”，在發跡以前，因為通多種語言，經營區間商業。安祿山擔任河北節度使，部下屬胡漢各種族群的混合隊伍；他的精銳“曵洛河”，更是胡人為主的勇士。安史之亂，乃是唐代盛衰的轉捩點；從此以后，河北藩鎮形同化外，整個地區徹底胡化。唐代晚期，契丹興起，取得后晉的割讓燕云十六州。即使宋代統一中國本部，由西部的關隴，到東部燕云，包括河北大部，都不在漢人中國疆域之內。這一大片土地，胡化大于漢化。遼、金、西夏，都是在這一形勢下，長期立國。這是胡漢混合的一個方式。
文/許倬云 原載于《國家人文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