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美國，似乎注定了是不平靜的：理查德·尼克松在那一年因“水門事件”，不光彩地辭職；美國軍隊繼續深陷越南戰爭的泥潭難以自拔，甚至越來越走近了那個災難性的結局；而此時的美國大學校園，在很多教授看來，也正從學問的殿堂，墮落成了瘋人院……正當美國社會處于危機之中時，美國著名政治理論家、歷史學家、當代保守主義思想領袖拉塞爾·柯克出版了《美國秩序的根基》這部如今看來堪稱經典的著作。作者自陳，他寫作此書的目的之一便是，“幫助公眾和大學生重新認識美國的道德和社會秩序”。

作為截至當時為止的半個世紀以來，世界上最強大和繁榮的國家，美國一直是眾多思想家、歷史學家和評論家探究的對象：究竟是什么，讓這個曾經的殖民地保持了如此長久的活力、自由與繁榮？讀過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一書的人或許會說，是美國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自然資源優勢和獨特的民情；有的人則認為，是特殊的發展機遇成就了這個國家；還有人會從民族構成的角度，分析移民傳統給美國發展帶來的巨大推動力。而在拉塞爾·柯克看來，美國強盛繁榮的主因，必須從這個國家的精神傳統中去尋找，這種傳統，就是“有秩序的自由觀”。而這種“有秩序的自由觀”的源泉，正是美國人的基督教信仰。有秩序的自由觀，派生出了自由市場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而這樣的制度安排，同時也是美國經濟、社會和個人活力的保障。

作為“永恒之物”的秩序

在拉塞爾·柯克看來，人類社會如果要保持正常運行，就必須滿足一些源自人性深處的最基本的需求，而對“秩序”的追求，正是人類最基本、最重要的渴望之一。在這里，柯克甚至引用了西蒙娜·薇依的一句話來強調秩序對于人類社會生活的意義：“秩序是人類的第一需要”。

那么，究竟何為“秩序”？或許可以從它的反面，即“失序”，來看看我們能收獲什么。可以想見，如果一個社會處于總體性的失序狀態，那么很多社會成員將消失；如果一個社會的成員中的大多數都處于精神上的失序狀態，那么共同體的內在和外在秩序，大概也就無從談起——即使有那么一點殘存的秩序，也并不能長久維系下去。

總之，如今的讀者，一談起“秩序”，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社會控制”這類帶有貶義的詞，而在柯克看來，這個詞更多意味著一種系統的和諧機制，既可以指向個人品格，也可以用來描述共同體的存在狀態。在這里，將“秩序”改為“有序”，或許會更為合適。一個有著基本的公民社會秩序的社會，正是作者眼中美國社會的典型模樣。

作者認為，在秩序、正義和自由這三種良善社會的必要價值之中，秩序是居于首位的。理由很簡單：只有在合理的社會秩序中，正義才有實現的可能；此外，秩序以及作為其表征的法律，能幫助我們免于無限度的自由所必然帶來的暴力的侵襲。

作者如此看重秩序，大概還與他目睹過20世紀的悲慘歷史不無關系。 “在過去的五十年里，許多國家的主心骨都失靈了。不過，一旦革命或戰爭摧毀掉某一既定的秩序之后，民眾便發現，為了能夠生存下來，重新尋找秩序就成為當務之急。一旦他們終結了一種舊秩序，革命者會進而命令構建一個新秩序——通常，新秩序比他們推翻的舊秩序還要惡劣。”

作者認為的“美國秩序的根源”，就是一種從耶路撒冷、雅典、羅馬和倫敦成長起來的秩序的延續。或者說，美國秩序的根源，正是強大無比的西方文明傳統，它的錨牢牢地定在了《舊約》中的先知時代，經過希臘羅馬，到中世紀和宗教改革，再到近現代。所以塑造美國秩序的，既有耶路撒冷的信仰和倫理，雅典的理性與榮耀，又有羅馬的美德和力量，還有倫敦這座近代城市代表的法律與市場……最終，這一切都融匯到了由新教傳統肇始的美國秩序之中，讓這個國度至今仍在散發出強大的感召力。

來自耶路撒冷的圣約觀念

提起美國人的宗教傳統，不得不從基督教的源頭耶路撒冷說起。眾所周知，北美大陸最早的白人定居者在“五月花號”上的約定，是美國社會的開端。正是這份約定，讓美國社會自始就擁有了極為強大的遵守契約的傳統。而這樣的契約精神，其實是早就植根于這群先驅者的頭腦里，其來源就是基督教傳統以及它的前身——猶太教的“摩西五經”。西奈山上啟示給摩西的道德誡命，對北美定居者的啟示是，圣約不可違。

早在1630年，當歐洲清教徒向新世界移民的過程中，極富領導才干的平信徒約翰·溫斯洛普就曾對著滿滿一船的信徒講道，提醒人們，自己與上帝所立的圣約：“我們必須以彼此為樂，把別人的事當做自己的事，休戚與共，甘苦同嘗，事事顧及我們當下的使命和命運共同體，將我們團體的每個人視作同一個軀體的組成部分。”盡管有不少人在馬薩諸塞登陸后不久就違背了這些原則，但畢竟從理念上講，大家都認同這些原則，它也成了共同體的基本準則，成了構成美國秩序的核心內容之一。

這種秩序觀也讓美國人認識到，單就個體而言，人注定是脆弱和不完美的，人的失敗也正是人罪性的體現。但也因此，人才具有了無法推卸的道德責任——對他人的責任。正是這一點，將人與動物區分開來。如果否認了人的道德責任，就等于否認了人的本性。

所以，即便到如今這個時代，多數美國人對法律仍持有一種視之為神圣的觀念。而美國人這種對法律神圣性的理解，在柯克看來，多半是繼承自以色列，而不是羅馬。事實上，在《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的起草者中，很多人是律師出身，他們把法律視作實現上帝所要求于人的正義的手段。而這些建國之父們，對于人的罪性的認識，以及需要用法律去約束每個人的意志和欲望的信念，又是如此根深蒂固，乃至于連托馬斯·杰斐遜這樣的理性主義者都宣稱，在有關政治權力的問題上，人們一定不要相信人的所謂良善，而是要“用憲法的鐵鏈將他綁起來”。

同時，因為《舊約》的核心主題是“從奴役和壓迫中得自由”，所以不少學者和評論者都認為，是以色列的遺產滋養了美國的自由。如果說，巴別塔故事警告人不要企圖成為上帝，那么亞當和夏娃的故事，則讓人們深刻地意識到自己的必死性，并且知道不能承認那不可能存在的地上烏托邦。《舊約》所宣揚的觀念，既是對人間偶像崇拜的反省，又為人們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善生活留下了足夠的空間。也正是因為這種觀念的熏陶，造就了美國人身上濃烈的現實主義色彩，讓他們不沉迷于令無數歐洲人著迷的空想，而是腳踏實地，為自己和家庭的美好生活而奮斗，因此才有了迄今長達一個多世紀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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