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5月，中央派劉安恭到紅四軍工作。劉安恭早年留學德國，參加過南昌起義，后來又到蘇聯學習軍事。但他的身份背景比較復雜，在蘇聯學習期間因為托派嫌疑被蘇方遣回，中央也因此將他放到蘇區工作。但蘇區的同志卻不知道這些，還認為是中央派來了一位從蘇聯回來的“大員”。所以，紅四軍內部爭論雙方都想爭取他的支持。

毛澤東首先作出表示，在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提議成立紅四軍臨時軍委，在前委的領導下抓軍事工作，由劉安恭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同時，毛澤東還將政治部主任讓給劉安恭來當。這樣，劉安恭不僅擔任紅四軍臨時軍委書記，還身兼政治部主任一職。

當時，政治部的權力很大，部隊“打土豪、分田地”所得及一些籌款都由政治部分配，這在當時是重大的資源分配權。毛澤東主動將這個權力讓給劉安恭，實際上是想爭取劉安恭的支持。但讓毛澤東沒有想到的是，劉安恭卻是支持朱德的，不僅因為他們是四川老鄉又曾一同留學德國，還因為劉安恭并不認同毛澤東的一些做法和觀點。

在一次前委會上，劉安恭說紅四軍的規章制度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里都沒有記載，“一個字也對不上號，都是你們自己搞的，不合規范，土里土氣，農民意識太強，應該統統廢除”。劉安恭的這種態度是毛澤東最為反對的，就是“言必稱希臘”。毛澤東忍不住回應：“腦袋長在自己肩上，文章要靠自己作，蘇聯紅軍的經驗要學習，但這種學習不是盲目的，要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毛澤東歷來主張這一點。劉安恭聽了很不高興，打斷毛澤東的話說：“你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缺乏信仰，馬克思列寧著作就是要句句照辦，你這里老改，改馬克思列寧的話不行。”

本來，朱、毛之爭的“溫度”并不高，毛澤東處于主導，朱德雖然內心有些不同意見，但也沒有激烈的動作。但劉安恭一來就挑撥：毛澤東給中央的回信是反中央的，朱德雖有不同意見但保留，是服從中央指揮的，毛澤東是不服從中央指揮的。這就一下子把朱、毛之間的斗爭“溫度”撩撥得更高了。

陳毅是反對劉安恭的，他和林彪都特別看不上劉安恭。陳毅后來到上海向周恩來報告時講，以劉安恭的身份，開始大家對他還相當信任，覺得他是中央派來的特使，“外來的和尚好念經”。因為，在紅四軍中，一般同志工作日久、相處極密，彼此長短都知道，外邊初來的人，至少同志們不知道他的短處，同時也沒有什么成見橫梗于胸中，工作就容易了。但沒想到的是，劉安恭來后卻激化了矛盾。陳毅說，本來就想讓劉安恭當個副營長，可最后卻讓劉安恭當了縱隊司令員，一縱隊司令員是林彪，二縱隊司令員就是劉安恭。

客觀上說，當時的劉安恭，在朱、毛之間的分歧問題上起到了負面“催化劑”的作用，使得一場黨內的斗爭達到了白熱化。

當時，有兩個情況很反常：一是，1929年5月23日，朱德、劉安恭兩人聯手上報給中央的紅軍第四軍報告，兩人簽字后就直接送上去了。本來，紅四軍的報告都是朱、毛會簽后呈送的，可劉安恭來后取代了毛澤東政治部主任的職務（當然也是毛澤東讓給他的），所以，軍長朱德、政治部主任劉安恭簽字后報告就送上去了。毛澤東作為前委書記連簽字的權力都沒有了；二是，毛澤東后來專門給中央寫了個報告，署名“前委書記毛澤東”。以前，紅四軍的報告從不這樣署名，都署名是“前委”。他在報告中說，黨內目前出現了一些毛病，正在“改進中”。當然，這個“改進中”并不像毛澤東最初想象的那樣樂觀，其實已經有點失控的態勢。

從后來的一個歷史細節中也可以看出。1929年6月18日，紅四軍在龍巖小池召開作戰會議研究部署“三打龍巖”，會議竟然沒通知毛澤東參加，只通知了政治部副主任譚震林。由此可見，劉安恭來了以后，文件不讓毛澤東聯署了，開會不讓毛澤東參加了，這種組織隔離的措施必然使毛澤東產生“槍要指揮黨”的危機感，直接導致黨內的斗爭進一步升溫。本來，大家都認為劉安恭到紅四軍后能夠調和朱、毛之間的矛盾，結果劉安恭來后卻讓事態變得更為復雜了。

“溫度”挑上去了，隨后就召開了湖雷會議。1929年5月底，湖雷會議就“黨的工作范圍”進行了激烈爭論，黨到底要管什么，管多大的范圍？焦點集中在前委是否管得太寬了、權力過于集中？是否包辦了下級黨部的工作，代替了群眾工作？前委是不是書記專政，有無家長制傾向？這些問題都直指毛澤東。湖雷會議成為紅四軍內部矛盾的爆發點。

湖雷會議結束幾天后，劉安恭作為臨時軍委書記主持召開臨時軍委會議，會議決定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其他事項，提出了恢復紅四軍正式軍委的請求。這就意味著，擔任前委書記的毛澤東只能參與討論行動問題，其他事項你沒有決策權。

湖雷會議上要求限制前委權力的意見，不是少數人的意見，而是得到了多數人附和的。毛澤東只獲得了林彪、譚震林、江華、蔡協民等少數人的支持，當時連參加秋收起義的許多干部也沒有支持毛澤東。毛澤東處境空前困難，非常孤立。

湖雷會議導致了雙方攤牌的白砂會議。毛澤東看到湖雷會議上出現了一種非常不正常的現象：下級規定上級的工作范圍。劉安恭作為政治部主任、臨時軍委書記，反而規定毛澤東擔任書記的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其他事項”。這種下級黨委擅自決定、限制上級黨委職權的不正常做法是前所未有的。毛澤東認為這是原則問題，實在不能繼續搞下去了。白砂會議便是在此背景下召開的。

在白砂會議上，毛澤東正式提出取消臨時軍委，劉安恭則堅持一定要保留臨時軍委。會議最后表決，以36票對5票的壓倒性優勢通過了毛澤東的建議。臨時軍委被取消了，劉安恭擔任的臨時軍委書記職務自然也被免去。但臨時軍委被取消以后，劉安恭仍在到處活動、“穿針引線”，還是堅持他那老一套。所以，此后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其范圍也越來越大，一些縱隊和下面的團都已經在討論此問題了。

毛澤東后來干脆提出辭職。他認為，擔任前委書記既不能放手工作又必須承擔責任，陷入了“不生不死”的尷尬狀態，所以請求立即撤換前委書記，讓他離開紅四軍去蘇聯學習兼休息。我個人以為，當時的毛澤東，有70%是真不想干了，另外30%，或許是他真想去蘇聯學習、見識一下。當時，那些去蘇聯學習過或是與蘇聯領導人有過接觸的人，回國后都成了黨內權威。比如，項英回國時身上就別了一把斯大林贈送的手槍，他講話的權威性也隨之提高；張國燾同列寧單獨談過話，由此確立了他在黨內的權威。中共當時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毛澤東從來沒有去過蘇聯，或許他真想去蘇聯學習、“取經”，順便看一看這些從蘇聯歸來的人到底有何“過人之處”！

毛澤東辭職后，陳毅被推選出來，接替毛澤東擔任前委書記。后來，當毛澤東辭職的消息傳出去以后，他自己都沒想到，林彪當天晚上就給他寫了一封言辭激烈的信。林彪在信中寫道：“現在四軍實有少數同志的領袖欲望非常高漲，虛榮心極端發展。這些同志又是在群眾中比較有地位的，因此，他們利用各種封建形式成為一種無形結合派，專門吹牛皮地攻擊別的同志。”林彪又寫道：“但是許多黨員還不能看出這種錯誤現象，起而糾正，并且被這些少數有領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附和這些少數有領袖欲望同志的意見，這是一個可嘆的現象。”林彪最后寫道：“你今天提出的像你個人離開前委的意見，我非常不贊成。黨里要有錯誤的思想發生，你應毅然決心去糾正，不要以不管了事。”

毛澤東一直想改造南昌起義的部隊，因為南昌起義的部隊是紅軍戰斗力的核心，應當完全置于黨的領導之下。毛澤東曾寄希望于陳毅，想通過陳毅掌管這支部隊，結果沒有實現。后又寄希望于劉安恭，也沒有實現。毛澤東怎么也沒有想到，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的是林彪。林彪當時任第28團團長、一縱隊司令員，也就是說，紅四軍中的南昌起義部隊完全是由林彪掌握的。而林彪的支持，對毛澤東最終奠定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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