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美國國務院宣布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理由涉及會費問題和該組織對美國盟國以色列的所謂“歧視”等。美方的這項決定將于2018年12月31日起生效。

自特朗普執政以來，美國外交已經發生了不少“大轉向”，比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退出聯合國氣候變化《巴黎協定》。與這兩大舉動相比，宣布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顯得沒那么驚世駭俗了，畢竟這一國際組織的主要職能是評定和保護世界文化遺產等，并不會對國際安全和經濟體系形成傷筋動骨的影響。即使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聯合國這樣至關重要的國際組織，特朗普也常擺出嫌棄的“臭臉”，甚至動過退出北約和停繳聯合國會費的念頭。本屆白宮還多次向墨西哥和加拿大及美國其他重要貿易伙伴發出威脅，要就《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各種雙邊自貿協定的條款重新進行磋商，否則就要中止或者退出，美韓已就重新談判兩國自貿協定相關條款達成協議。凡此種種，為特朗普的對外政策贏得了“退出外交”的“別號”，不斷引發著人們對他會不會把美國帶回孤立主義時代的猜測。我們究竟該如何看這種“退出外交”？

特朗普的“退出外交”并非孤立主義

雖然美國的批評家們大加撻伐，但如果據此就認為特朗普是要讓美國重走“孤立主義”老路，倒也不甚客觀。主要依據有兩點：

第一，美國依然保持甚至壯大了與其它國家的安全合作關系，保持甚至提升了對國際事務的軍事介入。僅憑這一點，無論特朗普退出多少經濟和非傳統安全領域的雙、多邊條約和協定，退出了多少普遍性的國際組織，只要美國的盟友體系和對外軍事干預主義在他治下不弱反強，那就不能說他在走孤立主義的回頭路。美國開國之父喬治·華盛頓在1796年發表的卸任告別演說中一再告誡美國千萬不要卷入歐洲事務、在安全上獨善其身，有關原則被后來的傳統孤立主義者奉為圭皋。按照這一標準，以“不做蠢事”“戰略忍耐”為外交指南的特朗普前任奧巴馬倒更像一個孤立主義者。

反觀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年就在對外軍事干預方面“碩果累累”：執政第三個月就對敘利亞大打出手，還派出海軍陸戰隊直接參與進攻被“伊斯蘭國”占去當作名義“首都”的敘利亞城市拉卡；對于奧巴馬主持制訂的自阿富汗撤軍政策，反其道行之，批準了軍方的增兵計劃。在特朗普政府看來，奧巴馬時期美國安全戰略的最大缺陷就是束縛住軍方的手腳，在阿富汗打了一場或許只為“政治正確”的戰爭，應該讓將軍放開手腳大干一場。顯然，在安全問題上“放虎出籠”、放手讓五角大樓主持大局，不會使特朗普成為一個孤立主義者。

在美國的盟友體系建設方面，雖然特朗普上臺前的諸多言論一度讓美國在西歐和東亞的盟友感到不安，擔心美國會放棄對盟友的保護責任，但到目前為止這一龐大體系并沒有表現出松動的跡象，反倒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強化。在東亞，日本再次得到了《美日安保條約》適用于釣魚島的承諾；在歐洲，特朗普雖然要求美國以外的北約成員承擔更多軍費份額，但還批準北約吸納黑山為新成員，2016年3月起在東歐新部署的一個美國旅還在按時輪換。與其說特朗普是一個孤立主義者，不如說他更像一個傳統的帝國主義者或者“老派冷戰斗士”。

第二，經典的孤立主義者相信美國可以而且必須在不介入亞歐大陸列強爭霸的情況下獨自繁榮。國際主義者則認為兩次世界大戰的事實足以證明，如果美國不介入亞歐大陸的政治、經濟和安全事務，戰火終將燒到美國本土，美國絕不可能在不穩定的世界中獨自繁榮，一時的安逸只能帶來更嚴重的挑戰。

主張“美國優先”的特朗普無疑是個經濟民族主義者，也并不在乎美國的保護主義政策會在世界上導致何種連鎖反應，但時代條件的劇變決定了他不可能是20世紀20年代活躍在美國政治舞臺上的那種主張退守美國本土的孤立主義者。今天的美國在安全上面臨來自世界其它地區各種形態問題的直接挑戰，不可能停止對外部事務的介入以求安全自保；經濟上早已是關稅最低同時在海外有巨量投資的國家，再也不可能制訂出實質上停止進口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特朗普想要做和正在做的是向其它國家施壓，迫使它們向美國更多地打開市場大門。

對美國例外主義的背離

“特朗普主義”尚未明朗化，將來如果有，大體上可被視為是美國國際主義-干預主義譜系中的特殊一支。溫和的觀點認為特朗普加強貿易保護、增強軍事干預、相對忽視人權的政策只不過是“里根主義”的翻版，巧合的是里根主政時的美國也曾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唯一的區別在于里根時期的美國有蘇聯這么一個明確敵手，“邪惡帝國”的存在使得“里根主義”的意識形態和道義色彩濃厚，而特朗普時期的美國缺少明確和有分量的敵手，中國對美國非敵非友，因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顯得唯利是圖，缺少道德感召力。

美國國內的批評者認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正從普遍的國際主義坍縮為構建發達國家聯盟和在關鍵領域優先推進美國利益的結合，不僅放棄了對諸多其它國家和議題領域的國際領導權，而且背棄了“美國例外主義”這一根本原則。在這些批評者看來，特朗普主義的最根本缺陷就在于其使得美國的國際地位由領導者降格為“普通列強”——即便仍是所有強國中的最強者，美國的外交政策由“改造世界、維護自由”墮落為尋常意義上的大國外交。

所謂的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在政治學上有三種含義。前兩種皆源自于托克維爾的《論美國民主》，也被分別稱為“好的例外主義”和“壞的例外主義”。“好的例外主義”近乎宗教信仰，指美國是一個不同于其它所有歐洲國家的平等的民主社會，是“閃亮的山巔之城”，強大的美國有義務在全世界傳播“真理”。“壞的例外主義”是指美國社會公民強而國家弱，存在著過度的個人主義和反國家主義，美國的各級政府無法像歐洲國家那樣充分履行自己的社會職責。第三種例外主義誕生的時間則要晚很多，就是所謂美國既沒有社會主義土壤，也不會是法西斯主義溫床，革命性的極端思潮很難在美國的聯邦層面獲取政權。長期以來美國的政治精英和大眾都相信，美國自身的社會結構和政治制度完全不同于“舊式”的大陸國家，因此美國在國際上也應推行一種與那些國家截然不同的外交政策，要承擔起“拯救世界”的責任。但是，“特朗普主義”恰恰走向了反面。

實際上，在奧巴馬時期，批評白宮背棄了“美國例外主義”的聲音就不絕于耳，曾與奧巴馬競爭總統職位的共和黨人麥凱恩就曾公開表示奧巴馬并非這一原則的追隨者。后來，奧巴馬雖在口頭上表示“美國絕不做老二”，但他內心深處還是不相信美國有改造世界的能力和道德義務。特朗普更是明確反對“美國例外”的說法，曾說使用這一詞匯是對中國、德國等其它大國的“侮辱”，無視他們正“免費吃美國人的午餐”的現實。在這位新總統看來，一戰后出現的那個“偉大的”擁有強大經濟實力的美國在20世紀50年代后便已不復存在，因此才需要“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在特朗普的世界觀中，美國雖然強大，但只是一個相對特殊的普通大國，不應承擔額外負擔、接受額外約束。正是因為不再自視為世界領袖、不再把國際體系和秩序視為美國私有，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才會更重視一時一地的得失，甚至要將“不確定性”作為對外談判的籌碼，才會在“玻璃房中扔石頭”，表示美國應當在對外政策中使用和競爭對手一樣的低于美國所謂“道德標準”的手段，不論對方是其它大國、獨裁政權還是恐怖組織。

“退出外交”反映的正是特朗普“反傳統”的價值觀。長期以來，美國外交一直在干預主義和孤立主義之間搖擺，但無論是在政策光譜的哪一端都充滿了道德優越感。如今，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卻要主動放棄道德高地，將短期經濟利益擺到維持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和國際領導權之上，難怪要在美國國內引發潮水般的批評，特別是在持自由主義立場的那幫人當中。在美國的政治精英看來，特朗普的“退出外交”昧于小利、自降身段，放棄了美國外交中最傳統、最有力的價值優勢，實在令人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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