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５年初至１９７２年末是美國派遣美軍及其附屬國軍隊進入越南南方，擴大對越南北方的轟炸，將對越南的入侵由“特種戰爭”升級為局部戰爭，繼而又實行“戰爭越南化”方針；而越南北方和南方解放武裝力量與美國進行軍事上和政治上全面較量的階段。此期蘇聯調整其對越政策，改“脫身”為“插手”，不斷加強援越力度，特別是加強對越南的軍事援助，并且主要提供的是中國當時不能生產或生產不多的先進武器裝備，蘇聯在越南的地位隨之大大提高，蘇越關系趨向密切。

與此同時，中蘇關系在蘇聯領導人更迭之時卻未能出現轉機，蘇聯新領導集團對中國的對蘇政策做出了更為強硬的反應，兩國關系持續緊張，至１９６９年一度走到戰爭的邊緣。進入７０年代后，中蘇關系逐漸由敵對走向對抗。此期中蘇關系的惡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毛澤東對蘇聯軍事實力和戰略目標的再認識。這種認識成為中國觀察國際、國內形勢和調整對內、對外戰略方針的基礎，其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中蘇兩國共同援越抗美的行動。面對越蘇將走到一起的前景，中國在大力援越的同時憂慮與戒心倍增，中越關系出現裂痕。

應該說，中蘇兩國攜手援越對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斗爭無疑是一件好事。但是，從蘇聯方面來說，要向對其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東南亞地區進行政治滲透、實施控制的主要渠道就是越南，在與中國關系進一步惡化的形勢下，蘇聯必須緊緊籠絡住越南這個盟友，才能實現對中國的戰略全包圍態勢，以保證自己在中美實現和解后不至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就中國方面而言，要讓越南這個地區性大國始終同中國站在一起，就不能容許蘇聯取得對越關系的主動權，將越南納入其戰略勢力范圍，進而填補美國撤離越南后的空白，從南面威脅中國，合攏其對華包圍圈。[１]而對于越南來說，即便在６０年代末即已決定與蘇聯結盟，[２]但為了不失去中國的最直接、最及時的大量援助，還是在中蘇對峙中一直努力維持表面上的中立態度。

上述種種因素，決定了中蘇兩國在援越問題上不但不可能重新攜起手來共同行動，而且還注入了相互較勁、爭奪越南的利害沖突的成分，從而使中蘇雙方在同時援越的過程中摩擦不斷，有時甚至發生激烈的矛盾與沖突。本文擬根據有關的檔案材料，對這種矛盾沖突發生的背景，及其發展變化情況，做一個歷史考察。[３]

一、毛澤東關于外患與內憂的思路

中蘇兩國在援越抗美時期矛盾斗爭的發展，是與毛澤東對外患與內憂問題的認識，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中國對外戰略調整的過程密切聯系在一起的。關于外患，即外部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問題，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美國入侵中國的估計；二是對蘇聯進攻中國的可能性的估計。關于內憂，則是從意識形態上的防修反修，發展至對中國共產黨隊伍純潔與否、無產階級專政穩固與否的關注。而毛澤東表述這種認識，以及開始思考調整中國對外戰略問題的關鍵年份，是１９６４年；特別是１９６４年６月，是毛澤東對中國戰略防御問題進行思考的一個轉折點。

（一）毛澤東對外患的認識

其一，關于美國侵略中國問題的思考。

盡管毛澤東在６０年代初提出了反帝、反修，重點是建立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的外交方針和政策，中國在輿論宣傳上也將美帝國主義當作“第一號帝國主義”，是中國和世界人民最主要的敵人，但實際上，毛澤東在分析世界政治格局時卻并不認為美國視中國為自己的首要敵人。面對美國在越南進行“特種戰爭”，中國周邊環境明顯惡化的局勢，他于１９６３年１２月時仍然指出：英、美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不是武力進攻，而是和平演變。[４]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７日，他又在接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時特意詢問：“美國現在主要是注意蘇聯，還是注意中國”？“美國現在是不是在積極準備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并同意愛德樂關于當前蘇聯是美國主要敵人的看法，認為美國現在他手伸得太長，十個手指按十個跳蚤，一個也抓不住。[５]即便在“東京灣事件”發生，越南戰爭升級之后，毛澤東在向越南等國領導人分析形勢時仍然說：看來美國人不想打，你們不想打，我們也不想打，幾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來。他認為，美國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慮一下。而美國人如果要打中國，他一國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鮮，日本不參加，美國就不敢打，因為他管的事太多了。[６]周恩來在與范文同談到中國進行戰備總動員的情況時也表示：在緊張了一段時間以后，需要適當地放松一下了。[７]

毛澤東對美國的這種認識與本文下面要談到的，他對蘇聯威脅和國內政治形勢的估計，以及發動一場政治大革命的設想聯系到一起，實際上決定了中國對美國升級越戰的反應，即一方面大張旗鼓地支持和援助越南的反美斗爭，一方面又向美國發出信號，為實現雙方之間的克制尋求某種默契。

１９６５年２月初美國對北越境內的若干兵營和軍事通訊中心實施空襲后，中國通過第三者示意華盛頓：中國人民解放軍沒有在南部中越邊界地區集結。[８]而美國則于擴大越戰，并不斷派遣飛機入侵中國領空，轟炸中越邊境等地區的同時，在華沙中美大使級會談中聲明說，美國決無意同中國作戰。英國也得到美國的確認：決不把戰爭擴大到中國。[９]針對這一情況，周恩來一面于是年４月２日請即將訪美的阿尤布·汗向約翰遜轉達中國方面的幾點意見：“一、中國不會主動挑起對美國的戰爭。二、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三、中國已經做了準備”；[１０]一面在４月１２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備戰工作的指示》時，主張晚一點提“援越抗美”的口號，[１１]指出：我們現在是支援越南反美斗爭，還是以越南為主；并于５月１９日向參加中央軍委作戰會議的全體人員解釋“準備大打”問題，說：并不是現在就岌岌不可終日了，還是有時間給我們準備的。[１２]

為了使給美國的信息切實傳遞過去，中國方面又在阿尤布·汗訪美之行推遲之后，另尋途徑與美方溝通。１９６５年５月３１日，陳毅約見英國駐華代辦霍普森，請其向約翰遜轉達中國關于越南問題的四點意見，并說明周恩來的這個口信原本托阿尤布·汗代為傳遞，但其未能送達；倘若英國政府能將之轉告美方，中國方面表示感謝。另據后來霍普森的報告，陳毅同日還會見了蘇聯駐華大使拉賓，告知：“不僅美國政府知道中國不會挑起對美戰爭，而且中國人也知道美國人將不會進攻他們。”[１３]

霍普森于當日即將與陳毅會談的內容電告英國外交部，次日，英外交部便把該電文及其復印件分別發送給美駐倫敦大使館和英駐華盛頓大使館。６月２日英外交官及時將霍普森的電報遞交美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威廉·Ｐ·邦迪；翌日，英方又進一步由其駐美大使帕特里克·迪安將中國的口信傳達給美國國務卿臘斯克。美方分析家認為，周恩來傳遞過來的幾句話“出奇的溫和”，它是要表明“中共不想直接介入戰爭”，為此“告誡美國應避免進行反對中國的行動”。６月４日，美方告訴英方，他們將通知北京，華盛頓已確切無誤地收到了中方的口信；并通報說，約翰遜閱電后可能會于次日舉行會議，討論如何答復中國人。三天以后（６月７日），霍普森告訴中國外交部西歐司官員，英方已將周恩來的口信轉交給了臘斯克。[１４]與此同時，周恩來為確保中國方面的信息通達美國，于６月８日結束訪問坦桑尼亞時再托尼雷爾向美國轉達上述四句話。[１５]中美雙方緊鑼密鼓地互發信號，反映了兩國都在謹慎克制地行事，竭力避免發生直接的軍事沖突。而對于美國對中國的態度，中國方面實際上也是心中有數的。

此后，美國明知中國在大規模援越，中國支援部隊在越作戰，也并未做出什么反應。約翰遜政府在決定美軍卷入越戰，對南越進行地面戰爭，對北越實施空中襲擊的同時，有一條明確的底線，即不允許美國的戰爭行動越過中國所劃出的界限。[１６]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６日，美方在華沙第１２９次中美會談中突出強調美國對中國沒有敵意。說最近中國報刊和領導人關于美國把中國作為主要敵人，打算進攻中國大陸的說法，是不正確的；約翰遜早已講過，戰爭不會由美國引起，如果北京還有理智，戰爭也不會爆發。并要求王國權大使把美國“真誠的保證”轉達給北京政府領導人，表示希望改善中美關系，增加雙邊接觸等等。美大使還主動與王國權握手寒暄，邀請王吃飯。[１７]美國做出的種種姿態，無疑進一步影響了毛澤東對國際形勢的分析，以及對美國威脅問題的判斷；而面對中蘇關系惡化的現實，這種分析和判斷又使他開始不斷地權衡，究竟是美國還是蘇聯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更大的威脅。

其二，關于中國受到蘇聯威脅的憂慮。

中國的西北、東北與蘇聯接壤，邊界線長達７３００余公里；北部的鄰國蒙古作為蘇聯的盟友，接受其軍事保護。蘇軍從１９６２年起重新在蒙古布防；并于１９６３年７月蘇蒙簽訂“關于蘇聯幫助蒙古加強南部邊界的防務協定”后開始大量進駐該國。這種周邊環境對中國來說，在中蘇友好時期無疑是一種保障，而當兩國關系惡化，邊界爭端肇始后，即變成了一種無形的壓力。

中蘇之間，從１９６０年８月在中國新疆博孜艾格爾山口附近地區發生第一次邊境事端起，至１９６４年９月止，兩國邊境事件已達２７９２起。[１８]其中１９６３年發生的中蘇邊界事件，據蘇方材料記載，計有１７５起。[１９]是年３月，《人民日報》社論公開指出：《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和《伊犁條約》是沙皇俄國政府強迫中國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９月２７日，中國外交部又照會蘇聯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條約問題。這引起蘇方的密切關注，１１月２１日蘇聯外交部復照詢問說：為什么現在中國的官方文件中又出現了并不存在的“不平等”條約問題？在蘇聯方面看來，中國是在“覬覦蘇聯的領土，把‘不平等條約’問題作為蘇中關系中當前需要解決的問題”。[２０]此后，１９６４年６月８日蘇共中央做出決議，指責蘇聯的教科書、學術書籍和歷史地理地圖對蘇中兩國之間國境線的確定問題有著不正確的闡述，對《尼布楚條約》、《璦琿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及其他條約和協定的評價不確切，將從來沒有屬于過中國的領土列入到中國的版圖里。為此，要求對這些出版物進行刪除和修改，以正確的立場闡述蘇中關系和蘇中國境線劃分的歷史。[２１]是年，蘇聯并開始大力加強駐蘇中邊界的部隊。[２２]

毛澤東則于１９６４年開始明確提出了蘇聯攻打中國的問題。是年２月，他在會見金日成時指出：蘇聯在壓中國屈服的各種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還有打仗”這一條。[２３]７月１０日，毛澤東在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時首次對外提出中蘇邊界問題，說：“大約一百年以前，貝加爾湖以東地區才成為俄國領土，于是，海參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蘇聯領土了。這筆賬我們還沒有算。”[２４]雖然毛的這一表示，意圖在于“采取攻勢，說些空話”，以期在當時進行的中蘇邊界談判中掌握主動，“達到一個合理的邊界狀態、邊界條約”，[２５]但卻在國際上引起重大反響，特別是蘇聯的強烈反應。其后，毛澤東多次在會見外賓時詢問：“赫魯曉夫會不會打我們”？“派兵占領新疆、黑龍江，打進來，甚至內蒙古”，“有可能沒有可能”？[２６]盡管這時毛澤東認為蘇聯大規模進攻中國還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來，與美國的威脅相比，蘇聯的威脅似乎更為現實，也更加緊迫。因此他明確表示，“我們要準備”。[２７]

１９６６年１月，蘇蒙又簽訂了為期２０年的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２８]這一情況與蘇聯向蘇中邊界地區增兵的現實相結合，使毛澤東進一步感受到了蘇聯對中國的軍事壓力。３月２８日毛澤東在接見宮本顯治時，于提到準備美國人從東海岸，上海、廣州、青島、天津等地方打進來之后，著重談了蘇聯進攻中國的問題。他說我們要“準備修正主義來打，打進滿洲，東三省，打進新疆，中央突破，從外蒙古打進北京”。指出蘇聯“在外蒙古設立了原子彈、氫彈陣地，運來了原子彈和氫彈，駐扎了兩個師。在中亞西亞的新疆那一邊的哈薩克斯坦增加兵力。在赤塔以北的伯力、海參崴增加兵力”。并表示還要“準備美蘇合作，瓜分中國。以淮河，隴海鐵路為界，蘇聯占領北邊，美國占領南邊”。[２９]

毛澤東對蘇聯威脅的這種估計，不僅不斷堅定了他關于蘇聯已經變成資本主義國家，蘇聯的黨已經完全成為資產階級政黨、法西斯黨的認識，[３０]而且更重要的是，進一步影響到了他對中國國內形勢的判斷，使他愈益把國內的政治形勢和無產階級政權的鞏固與否同蘇聯修正主義的影響聯系到一起，戒備蘇聯向中國滲透，進行里應外合的顛覆活動。這一方面，為他繼續強化國內的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提供了理論的和現實的依據；另一方面，將蘇聯納入威脅中國國家安全的假想敵之列，也有利于他利用緊張局勢的壓力，調動國內的一切積極因素，掀起一場反對中共黨內蘇聯修正主義代理人的政治運動。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中蘇在援越抗美問題上的沖突與矛盾(1965—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