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中美貿易戰的靴子終于落下，美國向340億美元中國貨加征25%關稅的措施正式生效，中國隨即出臺反制措施。特朗普為什么要發動貿易戰？1920、30年代那場最終導致了戰爭的關稅戰為當下的貿易戰提供了怎樣的歷史經驗？世界靈敏度創始人趙靈敏專訪了香港大學亞洲經濟研究所所長、馮氏講席教授陳志武。

以下為訪談實錄：

特朗普為什么要發動貿易戰？

趙靈敏：7月6日，中美貿易戰的靴子終于落下，美國向340億美元中國貨物加征25%關稅的措施正式生效，中國隨即出臺反制措施。眾所周知的事實是，貿易戰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游戲，沒有真正的贏家，特朗普作為商人一定明白這個道理，那他為什么還要執意發動貿易戰？

陳志武：這跟特朗普和他身邊人的世界觀有很大關系，這批人多數從1950、60年代走過來，他們懷念那個時代美國獨步天下的優越感，也懷念當時美國以白人為主、沒有那么多有色人種移民的人口結構。他們希望把今天的美國恢復到那個時候的狀態。

而要做到這一點，在他們看來，就要走美國之前走過的老路，那就是重推貿易保護、提高關稅。1918年一戰結束時，美國平均關稅不到20%，之后開始國會陸續通過一系列法案提高關稅，到1929年關稅升到28%左右，1929年10月股市崩盤之后，《斯穆特-霍利關稅法》誕生，美國再次大幅提高關稅。從隨后的執行情況看，美國平均稅率達到57.3%。這一法案引發了全世界的憤怒，美國總共收到了來自外國的34份正式抗議，許多國家對美國采取了報復性關稅，全球貿易量因此下降了1/3左右，美國的對外貿易也下降30%。

盡管美國在當年的貿易戰中也遭遇很大傷害，但在特朗普周圍的人看來，這種傷害是相對的，高關稅讓美國的產業得到了更多保護，為二戰后美國的獨霸地位奠定了基礎。在特朗普他們看來，今天要應對來自中國的競爭，還是得用這套老辦法。目前中國還沒發展到可以全面挑戰美國的地步，他們覺得應該先下手為強。發動貿易戰中國受損，美國當然也受損，但是美國比中國更能經受貿易戰的沖擊，到時美國會變得更強大。

我不認為他們的邏輯是對的，但是他們堅信這一點。

趙靈敏：特朗普要通過貿易戰打擊中國，那就應該團結盟友一起這樣做，但實際上，美國也同步在和加拿大、德國等盟友打貿易戰，可以說是四面樹敵，他為什么要這么做？

陳志武：很多人覺得奇怪，為什么特朗普要跟加拿大、德國、法國甚至英國等老盟友過不去？事實上，特朗普對這些盟友的不滿由來已久，他認為這些國家在防務上占了美國太多的便宜，它們的國防經費不到GDP的1%，把防務的責任通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基本推給了美國，導致美國在這方面負擔沉重；與此同時，在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亞投行等事情上，這些國家不顧美國的反對爭先恐后加入。特朗普因此覺得，美國對盟國付出太多，獲得太少。因此，他希望通過關稅威脅，一方面逼這些盟友在貿易上對美國多開一些綠燈，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逼他們多承擔一些防務開支，逼他們重回統一戰線。

貿易戰的歷史回聲

趙靈敏：您前面提到了1920、30年代的關稅戰，它以貿易保護主義始，以二戰的血腥沖突終。考慮到那時的歷史經驗，您認為當下的貿易戰最終會導向何種結果？會很快結束還是會長期化？如何避免悲劇的再次發生？

陳志武：我們確實應該從歷史的角度看待此次貿易戰。當下全球范圍內正在發生的事情，與過去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所發生的事情非常相似，這是蠻讓人害怕的。1929年10月美國的股災引發全球金融危機，催化了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的抬頭，再上升為1930年代全球性的經濟危機，接著演變成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最后升級為軍事危機，也就是二戰。金融危機—經濟危機—政治社會危機—軍事危機，這是當時危機演變的“四部曲”。

回過頭來看，2008年的金融危機是積累多年的全球結構性問題的總爆發，之后，金融危機的影響在經濟和社會層面不斷滲透蔓延，演變成2009年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以及2016年英國脫歐、特朗普成為美國總統、意大利今天選出信奉“意大利優先”的總理等新情況。這和20世紀30年代中期差不多。兩相對照之下，我們目前相當于已經走到了1929年金融危機之后的第三階段，也就是政治社會危機階段，離軍事沖突只是一步之遙。

我希望這一次不會重復那次血腥沖突的結局，不過如果各個國家的決策層不注意的話，重復上次全周期的概率還是有的。

現在有利的方面是，有了二戰的前車之鑒，各個國家會有意避免這種結局。另外，有了互聯網，各個國家的資訊和意見都能在全球范圍迅速得到傳播，這樣可以減少信息不對稱，減少誤判的可能。當然，事情的另一面是，信息革命特別是移動互聯網革命，給予民粹主義政治和機會主義政客更大的空間和舞臺去利用民意，做出偏激的舉措，例如特朗普利用推特公布政策，而不是通過傳統渠道講出來。

互聯網也使得當下的民粹主義比20世紀30年代的民粹主義危險性更大，真正理性、理智的政策更難傳達，智囊和專家說服國家領導人的機會和時間反而變少，這是因為事情在不斷快速變化之中，以前政策專家、學者、智囊有很多時間去說服一個領導人，現在時間和客觀情況已經不允許，政治家需要不斷應對新發生的事。

可以說，阻止和加速危機的因素同時存在。就我自己的判斷，我們恐怕很難避免某種形式的“第四階段”。

趙靈敏：但時至今日，還沒有看到這種情形有剎車的跡象，各國還在往前面沖。

陳志武：因為人的本性是不見棺材不掉淚，沒有迫在眉睫的危險，大家都不會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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