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以信貸為主的規模擴張方式，繼續增加資本占用壓力。從貸款增速來看，2015年末，我國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93.95萬億元，同比增長14.3%，增速比上年末高0.7個百分點，其中，大型銀行貸款增速在10%左右，中小型銀行貸款增速在15%-20%之間，來自政策性銀行和中小股份制銀行的規模擴張尤其明顯。據測算，平均來看，1個百分點的貸款規模增速會侵蝕資本充足率1.6BP左右。從貸款結構來看，2016年以來，穩增長政策發力帶動項目投資增加使銀行資金投放力度加大，僅一季度，人民幣貸款即新增4.61萬億元，創歷史新高，同比多增9301億元。其中，中長期貸款增長較快，同比多增1萬億元至3.17萬億元。中長期貸款占比提高，意味著高風險權重業務增加，相應計提的資本占用也會增大。2016年一季度，工行、中行撥備覆蓋率分別為141.21%和149.07%，均已低于150%。

（三）金融監管標準趨緊，未來還將明顯提高

第一，巴Ⅲ過渡期資本充足率將分年度提高。根據《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過渡期內分年度資本充足率要求,截至2016年底,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需要達到10.7%,其他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需要達到9.7%;2018年過渡期結束之后,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水平需要達到11.5%,其他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水平需要達到10.5%。

第二，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強化資本充足率標準。2016年，央行將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和合意貸款管理機制調整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宏觀審慎評估體系一共7類指標，分別是資本和杠桿情況、資產負債情況、流動性、定價行為、資產質量、外債風險、信貸政策執行等，但資本充足率是核心指標，一旦資本充足率不達標，該機構宏觀審慎評估就不合格，資本充足率指標具有“一票否決”的性質。同時，人民銀行以廣義信貸（注：人民銀行將此前狹義信貸的管理轉為廣義信貸的管理，將債券投資、股權及其他投資、買入返售、存放非存款類金融機構款項等新型資產端組成部分悉數納入到管理體系之中）的口徑來要求資本金，將債券投資、股權及其他投資、買入返售資產等納入逆周期緩沖資本的計算范疇。相對于合意貸款急剎車式的調節方式，宏觀審慎框架下的逆周期調節將更加平滑和精準，但由于計提范圍的擴大，這也進一步增加了商業銀行資本補充的壓力。

2016年4月28日，銀監會發布《關于規范銀行業金融機構信貸資產收益權轉讓業務的通知》（銀監辦發【2016】82號），首次明確出讓方銀行在信貸資產收益權轉讓后，要按照原信貸資產全額計提資本，尤其是開展不良資產收益權轉讓的，在繼續涉及情形下，計算不良貸款余額、不良貸款比例和撥備覆蓋率等指標時，繼續涉入部分應當計入不良貸款統計口徑。該規定對于出表業務較多的銀行來說，其資本耗用、不良率可能會有所上升。對于撥備覆蓋率、資本充足率指標貼近紅線的個別銀行來說，壓力明顯。

第三，整體性損失吸收能力（TLAC）監管框架的正式出臺給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提出了更高的資本監管要求。2015年，金融穩定理事會（FSB）發布了整體性損失吸收能力（TLAC）監管規則（注：整體性損失吸收能力（Total Loss Absorbing Capacity，簡稱TLAC）于2015年11月在G20土耳其峰會上審議通過，該方案旨在解決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在清算時吸收損失和補充資本的能力。TLAC監管框架在巴Ⅲ基礎上，提高了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資本監管要求。如將資本緩沖考慮在內，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所面臨的總資本監管要求將達到風險加權資產的19.5%-26%），要求到2025年和2028年，新興市場國家入選G-SIBs銀行的最低第一支柱TLAC資本占風險加權資產比例不得低于16%和18%，如該國金融與非金融債占GDP比例超過55%，則需提前執行。近年來，我國債券融資市場發展較快，2015年債券發行量較上年增加58%，債券余額較上年增加28.5%，若保持目前增速，很可能在2019年后就觸發提前執行的閾值。

綜上，國際資本監管新規出臺與我國利率市場化加快推進、經濟發展轉型“陣痛期”相疊加，在短期內給國內商業銀行的經營管理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與挑戰。一方面，風險敏感的資本監管新規對處在經濟下行周期里的商業銀行會提出更高的資本要求。另一方面，經濟新常態下大型商業銀行盈利不可能再持續過去的高速增長，而盈利增速的大幅放緩，又限制了其內生資本補充能力，在新型資本工具的發行渠道尚未完全打通的情況下，資本供給更為稀缺。資本監管要求提高、資本補充能力下降以及信貸增量資本占用將持續產生新的資本缺口，這使得信貸增量規模擴張道路難以持久。因此，資本對銀行規模邊界和利潤增速的剛性約束顯著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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