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對于還有一周就要正式簽署《歸還沖繩協定》的日本來說，不可能再向臺灣方面做出領土上的妥協。“臺灣當局”自己也明白，無論是聲明還是交涉，意義均十分有限。一在于臺灣本身的地位不足以動搖美日已經達成的協議，肯尼迪大使的建議未被采納便已是明證；二在于處在“大陸威脅下”的臺灣仍有賴于美國在東亞的駐軍以維持政權生存，其對美外交的獨立性和抗爭性因這種附庸關系大打折扣。

最終《歸還沖繩協定》簽署完畢，愛知揆一在東京會見臺灣駐日“大使”的做法也不過是象征性的對美國要求的回應，沒有任何實質性溝通。日本趁著此時的有利時機，再次成功竊取釣魚島。7月12日，蔣經國還向美國駐“臺大使”麥康衛抱怨表示，“日本一直拒絕對該問題進行有意義的對話”。[33]

自此以后，日本方面開始行使所謂對于釣魚島的“施政權”，卻在領土爭端問題上一直無法與周邊鄰國實現真正和解。中日邦交正常化期間，雙方老一輩領導人出于大局的考量，決定將該問題暫時擱置起來。然而時至今日，日方卻斷然否認當年決定擱置主權爭議的共識。

四、美國對沖繩與釣魚島問題的戰略考量

新中國成立后，東亞地區局勢的發展超出了美國的預料。美國一方面遏制打壓新中國，另一方面控制扶植日本。在美國霸權的主導下，通過《舊金山和約》實現對日片面媾和。美國從中不僅實現了對廣大太平洋島嶼的單獨托管，同時還提出“剩余主權”概念。美國此階段對沖繩的處理，既以強占東亞領土為途徑確保了自身軍力在東亞的駐存，又通過發展對日關系來遏制新中國，還以領土未來歸屬作為威脅籌碼防止日蘇兩國接近，可謂一舉多得。

至20世紀60年代，國際形勢出現了新的變化。從美國的視角看，在這一階段蘇聯咄咄逼人、美國經濟相對慘淡、越戰泥潭不能自拔等一系列情況對其造成了嚴重掣肘。此時美國與東亞地區各國針對貿易失衡的協商、就歸還沖繩的談判、就中美關系改善的交涉等外交事務相互作用和影響，最后形成了其20世紀60～70年代東亞政策的主線。從日本的視角看，戰后初期日本僅僅是美國的附庸，而此時它已轉換成為美國在東亞借重依賴因而相對平等的伙伴——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在亞洲最強大的盟國，一系列主客觀因素都極大地鼓舞并且強化了日本必須體面奪回“失去領土”的決心。從中國大陸的視角看，中日、中美都以實現關系正常化為重任，所以對于一些“小問題”，各方都不愿意過分糾纏，以免耽誤了當時的大局。從“臺灣當局”的視角看，其當時的國際地位已嚴重下滑，處在風雨飄搖之中，以其實力和分量已無法真正有效地維護自身利益。

正是這樣的背景下，美日之間達成了雙方都較為滿意的交易：《歸還沖繩協定》簽署，美國執意將釣魚島納入沖繩地界一并歸還給日本，以犧牲中方的利益為代價，讓日本在迅速崛起的過程中尋回了部分“國家尊嚴”；不過美國也以此為籌碼，換取了紡織品貿易談判問題上日方的妥協。維護了美國的經濟利益。然而美國在面對中國大陸和“臺灣當局”的強烈抗議時，又表示對釣魚島主權問題采取“中立”態度，以保持中美關系緩和的基調，同時維護“臺灣當局”的面子。這樣的做法使美國巧妙地在釣魚島爭議的各方之間打入楔子，美國在爭端中“游而不離”。

對于尼克松時期的中美蘇大三角關系，基辛格曾寫道：“只要中國恐蘇大于恐美，中國基于自身利益就會與美國合作。同理，中國之反對蘇聯擴張主義，雖然吻合美國與中國之利益，絕不是對美國施惠加恩……美國借著與兩大共產主義巨人都有更親近的關系，而不是偏袒其中之一，談判地位反倒最堅強。”[34]以上分析同樣適用于理解美國在美日中、美日臺以及美國與中國大陸、“臺灣”三邊關系中的地位。通常認為，美國在東亞地區主導的安全架構沒有形成歐洲的北約模式，而是軸輻體系。然而，通過對戰后直至70年代美國的東亞外交可以看到，即便是非盟友的三邊關系中，美國也始終為軸，而其他兩方為輻。在處理這一時期東亞地區最為重要的幾組三邊關系時，美國在交涉過程中并不明顯的選邊。美日同盟是美國東亞安全戰略的最重要基石，美國將釣魚島施政權交還日本卻在主權上采取中立，即便日本屢屢要求，美國依然堅決不在主權立場上表示出任何“親日”意圖；美日、美臺均為安全伙伴，然而對于日臺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矛盾，美國決不主動協調促成美日臺三邊對話協商機制；美中、日中都希望改善雙邊關系，美國卻絲毫無意充當中日釣魚島領土爭端中的調解人。這些做法固然在日本、中國大陸與“臺灣當局”三方中都引起了對美國的不滿，但也使美國避免了倒向某一邊，美國也因而可以與爭議諸方都仍然維持相對穩定良好的關系。

更重要的是，美國的一系列外交行徑使得東亞地區內各方始終存在矛盾。最初美國以“剩余主權”概念贏取日本好感，但以此作為日本與臺灣間的楔子，使得美日關系和美臺關系都強于日臺關系。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將沖繩歸還日本，以釣魚島爭端作為中日間的楔子，使得美中關系和美日關系都強于中日關系。同時期，中美力求接近，但美國仍以保持對臺灣關系和維護臺灣安保為由，拉攏大陸的同時不放手臺灣，以此作為大陸與臺灣兩岸間的楔子，使得美國與中國大陸的關系和美國與“臺灣當局”的關系都強于兩岸關系。美國在上述數組三角關系中同另外兩個交涉主體的關系都優于這兩者間的關系，形成了一個穩定的“鈍三角形”結構，美國始終居于上位，而另外兩方則處于底邊的兩點。“鈍三角形”結構既是美國處理對東亞各方三邊關系的手段，又是美國在東亞地區始終居于優勢地位的結果。

釣魚島問題至今仍是中日關系的最大障礙之一，并且牽系到東亞地區的穩定與和平，表面上看似乎只是中日間的領土紛爭與歷史問題，實際上與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戰略與政策脫不了干系。美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的“中立”立場，在當時看來似乎是美國外交“脫離困境”的一種突破，卻絲毫無助于解決甚至緩和中日爭端。美國一直以來既制造矛盾，又推卸責任的做法，須為釣魚島爭端以及由之引起的東亞緊張局勢承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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